提要的编撰方法，一般先由负责某书校定辑录的纂修官拟出初稿，再由总纂官交上述诸位学有专长的学者进行考证、修改、润饰，成为分纂稿。总纂官再对分纂稿作出增删改写，形成定稿。在每一部图书校写完成进奏时，即将提要稿列于书首，由三位总纂官具名进献。相比于文本的写定来说，提要撰写有更为艰难的地方。文本写定，只要得到善本，汇聚不同的文本，按规范操作，较易于见功。但提要的撰写，作者事迹要备征史传钩稽线索才能弄清楚，成书过程和文本流传则要广引书志、详核文本异同方能理出端末，而涉及对一部书的学术评价，则要反复研读全书，引据前人对此书的评述，然后折中群言，分析利病，作出允洽的评议。由于编入四库全书的古籍约 3500 种，加上存目 6700 多种，需写提要的书籍有逾万种之多，且每一种书都牵涉到极其复杂的学术问题，参与提要编写的学者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有很多分歧，纪昀与各位馆臣为此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反复修改，才得以定稿。现在还可以见到的各家分纂稿和各阁提要的差别，以及书前提要与定本 《四库全书总目》 所收提要的不同，留下了当时反复修改的可贵记录。

各馆臣的分纂稿，依靠各家文集和手稿有部分保存，近年分别有学者将此部分文稿加以整理出版，计有 《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 （手稿藏澳门中央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0 年出版影印本，2005 年出版吴格整理本） 、 《四库提要分纂稿》 （吴格、乐怡整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 和 《〈四库全书〉 提要稿辑存》 （张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年） 。现知存翁方纲 982 篇 （澳门存手稿数。另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4 年影印 《复初斋文集》 稿本中还有数十篇） 、姚鼐 89 篇 （88 篇见 《惜抱轩书录》，另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底本中存 1 篇） 、邵晋涵 37 篇 （见 《南江文钞》 卷一二） 、陈昌图 13 篇 （12 篇见 《南屏山房集》 卷二一，另 《知不足斋丛书》 本 《江南馀载》 存 1 篇） 、余集 7 篇 （见 《秋室学古录》 卷一、卷二），以及邹奕孝、郑际唐、程晋芳、庄通敏各 1 篇，佚名 6 篇。这些分纂稿保存了提要初稿的面貌，而四库各阁的书前提要则是经过总纂官纪昀改写后，列在奏进本卷首的初定稿。两相比读，可以见到有很大差别。试举一例：

《新唐书》 二百二十五卷，宋欧阳修、宋祁撰。曾公亮表进其书，谓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语似夸诩。陈振孙又谓事增文省，正 《新书》 之失。以今考之，皆不明史法也。夫后人重修前史，使不省其文，则累幅难尽；使不增其事，又何取乎重修。故事增文省，自班固至李延寿莫不皆然，不得以此为夸诩，亦不得转以此为诋諆。 《新书》 之失，在增所不当增，省所不当省尔。夫 《唐大诰》 、 《唐六典》，为一代典章所系，今纪传既尽去制诰之辞，而诸志又不能囊括 《六典》 之制度，徒刺取卮言小说以为新奇，于史例奚当乎！芟除字句，或至失其本事，不独文意之蹇踬也。然自吴缜为 《新书纠谬》，学者师其馀论，吹毛索疵，莫不以 《新书》 为诟厉，甚至引幽怪之书、无稽之说，证 《新书》 为失实，是岂足以服修、祁之心哉！平情论之：《新书》 删定旧史，废传六十一篇，如薛伾、李祐等之事宜附见，韦元甫、李若祁等之行事不著，玄奘、神秀之事多属荒渺，此删并之善也。新添传三百一十篇。 《后妃传》 增载郭贤妃、王贤妃，创业功臣传增载史大奈，韩门弟子增载皇甫湜、贾岛，《忠义传》 增载雷万春、南霁云，《循吏传》 增载韦丹、何易于，《儒学传》 增载张齐贤、啖助，《文艺传》 增载吕向、张旭，《方技传》 增载邢和璞、罗思远，《列女传》 增载高愍女、杨烈妇，此搜罗遗佚而有裨于旧史者也。且旧史于咸通以后，纪传疏略，《新书》 则于韩偓之纳忠，高仁厚之平贼，与夫雷满、赵匡凝、杨行密、李罕之之僭割，具书于传，一代兴废之迹备焉，岂得谓其无补于旧史哉！即其删存旧史诸传，如姚崇则略载其初见十事，韩愈则补载其出使王庭凑，皆合史裁，非漫然损益也。 《宰相世系表》 虽多附会华胄，难尽征信，要足备唐人之谱学。 《艺文志》 略存撰人出处，较 《旧史·经籍志》 为稍优。综其大略，删烦补阙，亦所谓后起者易为功耳。使修、祁修史时，能溯累代史官相传之法，讨论其是非，决择其轻重，载事务实而不轻褒贬，立言扶质而不尚挦扯，何至为后世讥议，谓史法之败坏自 《新书》 始哉！今新旧 《唐书》 并列学官，集长去短，各有取裁，学者亦无庸过分轩轾矣。 （邵晋涵 《南江文钞》 卷一二）

臣等谨案 《新唐书》 二百二十五卷，宋欧阳修、宋祁等奉敕撰。其监修者则曾公亮，故书首进表以公亮为首。陈振孙 《书录解题》 曰：「旧例修书止著官高一人名衔。欧公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于此书用力久，何可没也？』 遂于纪、传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逊。」 故书中列传题祁名，本纪、志、表题修名。然考 《隋书》 诸志已有此例，实不始于修与祁。又 《宋史·吕夏卿传》 称 《宰相世系表》 夏卿所撰，而书中亦题修名，则仍以官高者为主，特诸史多用一人，此用二人为异耳。是书本以补正刘昫之舛漏，自称 「事增于前，文省于旧」 。刘安世 《元城语录》 则谓 「事增文省」 正 《新书》 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即其说而推之。史官记录，具载 《旧书》，今必欲广所未备，势必搜及小说，而至于猥杂；唐代词章，体皆详赡，今必欲减其文句，势必变为涩体，而至于诘屈。安世之言，所谓中其病源者也。若夫 《史》 、 《汉》 本纪，多载诏令，古文简质，至多不过数行耳。唐代王言，率崇缛丽，骈四俪六，累牍连篇，宋敏求所辑 《唐大诏令》，多至一百三十卷，使尽登本纪，天下有是史体乎？祁一例刊除，事非得已，过相訾议，未见其然。至于吕夏卿私撰 《兵志》，见晁氏 《读书志》；宋祁别撰纪、志，见王得臣 《麈史》，则同局且私心不满。书甫颁行，吴缜 《纠谬》 即踵之而出，其所攻驳，亦未尝不切中其失。然一代史书，网罗浩博，门分类别，端绪纷拏，出一手则精力难周，出众手则体裁互异。爰从三史，以逮八书，牴牾参差，均所不免，不独此书为然。吕、宋之书，未知优劣，吴缜所纠，存备考证则可，因是以病 《新书》，则一隅之见矣。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文渊阁 《四库全书》 本 《新唐书》 书前提要）

书前提要除保留部分关于 「事增文省」 的讨论外，几乎完全重写，可见当时从分纂拟稿到总纂写定，并非简单走过场，而是曾反复斟酌审定，数易其稿，甚至全部推倒，重起炉灶另写。具体分析两篇提要稿，其中关于 「事增文省」 的讨论是重点。分纂稿认为凡 「重修前史，使不省其文，则累幅难尽；使不增其事，又何取乎重修」，自古皆然，不能据以夸诩或诋 《新唐书》，但又指出 《新唐书》 的过失 「在增所不当增，省所不当省」 。显然前者貌似公允，其实很宽泛，不完全切合 《新唐书》 的实际。后者则显然失于偏颇，贬抑稍过，所举删制诰而取小说的例证，也有失公允。书前提要则指出以 「事增文省」 为 《新唐书》 之失的说法源自北宋末的刘安世，肯定其说的有见，并进一步分析其原因，即指出欲广唐史官记载之未备，势必搜及小说，不免叙事 「猥杂」；为减省唐代制诰文章的篇幅而重新改写，使详赡的骈文变为诘屈的涩体。这样分析，将刘安世的评价落到实处，见解也公允稳当。同时，又指出唐代诏令均篇幅宏大，《唐大诏令集》 多达一百多卷，不可能全部录入史书，史家必须要有所删写，不能因此而非议宋祁 （应为欧阳修） 。分纂稿具体讨论 《新唐书》 增删 《旧唐书》 的篇目及其价值，邵晋涵显然曾参考参与 《新唐书》 编纂的吕夏卿著 《唐书直笔》，除囿于当时局限而认为 「玄奘、神秀之事多属荒渺」 外，其他评述都很精当。但在定稿时，总纂官将其全部删除。推测原因，大约一是提要尽量避免一般性的介绍，二是这部分过于具体，就全书总体评价来说稍显琐碎。此外，书前提要增加了欧阳修和宋祁两人署名的讨论，增加了同局诸人私修史书和吴缜 《新唐书纠谬》 的评述。最后一段，尤足体现提要温厚中肯的学术批评立场，既肯定吴缜的成绩，又指出成于一手的私撰史书和成于众手的官修史书，各有长短，吴书可以存备考证，但不能因此而否定 《新唐书》 的成就。

在 《四库全书》 编完时，馆臣将各书书前提要稍作改动，再加上各部类存目书的提要，汇编为 《四库全书总目》，置于全套丛书之首。在七阁图书陆续分写过程中，馆臣发现提要的欠缺或未妥处，又陆续有所修改。现在可以见到文溯阁本书前提要，与文渊阁本即有很大不同。以后将 《四库全书总目》 单独印行时，又有一些改动。在此也举一例：

臣等谨案 《资治通鉴考异》 三十卷，宋司马光撰。光编集 《通鉴》 时，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因参考异同，别为此书，以正其谬误，而归之于一。盖前代纪事之书，传闻异词，稗官固喜造虚言，本史亦不皆实录。光所采书自正史外，相传凡二百二十二家，如司马康所述有司马彪、荀悦、袁宏、崔鸿、萧方等、李延寿及 《太清记》 、 《唐历》 之类，洪迈所摘有 《河洛记》 、 《魏郑公谏录》 、 《李司空论事》 、 《张中丞传》 、 《凉公平蔡录》 、 《邺侯家传》 、 《两朝献替记》 、 《后史补》 、 《金銮密记》 、 《彭门纪乱》 、 《平剡录》 、 《广陵妖乱志》 之类，其它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无不旁搜博引，抉摘幽隐，择可信者而从之，有旧史所不详者亦必参互考证，而明其所以阙疑之故。既著其文于 《通鉴》，又本弃取之意，辨论而折中之，使读者晓然于纪载之得失是非，而不复有所歧惑。千古史法之精密，实未有过于是者。其后李焘 《续长编》 、李心传 《系年要录》 尚知其义，故所纪特为审核，至陈桱、薛应旂辈欲追续光书，而不能网罗极备，仅据本史编排，寻条失枝，贻讥弇陋，则亦考异之法不明有以致之矣。其中或有过信小说，为后人所议，及如唐关播平章事拜罢专引 《旧唐书》，而不及 《新唐书》 纪传年表以证其误，亦不免小小渗漏。然卷帙太繁，所谓牴牾不敢保者，光固已自言之，要不足为其累也。 《考异》 原与 《通鉴》 并行，胡三省作 《音注》，始以散入各文之下，故今 《通鉴》 本俱附入书内，而亦颇有漏略。此乃明初所刊单本，犹光原书卷第，故录之以存其旧云。 （文渊阁 《四库全书》 本 《资治通鉴考异》 书前提要）

《资治通鉴考异》 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司马光撰。此书于元丰七年随 《通鉴》 同奏上。高似孙 《纬略》 载光编集 《通鉴》，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 《文献通考》 载司马康所述，有司马彪、荀悦、袁宏、崔鸿、萧方等、李延寿及 《太清记》 、 《唐历》 之类，洪迈 《容斋随笔》 所摘有 《河洛记》 、 《魏郑公谏录》 、 《李司空论事》 、 《张中丞传》 、 《凉公平蔡录》 、 《邺侯家传》 、 《两朝献替记》 、 《后史补》 、 《金銮密记》 、 《彭门纪乱》 、 《平剡录》 、 《广陵妖乱志》 之类，不过偶举其数端，不止是也。其间传闻异词，稗官既喜造虚言，正史亦不皆实录。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辨正谬误，以祛将来之惑。昔陈寿作 《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中以归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其后李焘 《续通鉴长编》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皆沿其义，虽散附各条之下，为例小殊，而考订得失则一也。至陈桱、王宗沐、薛应旂等欲追续光书，而不能网罗旧籍，仅据本史编排，参以他书，往往互相牴牾，不能遽定其是非，则考异之法不讲，致留遗议于本书，滋疑窦于后来者矣。其中如唐关播平章事拜罢专引 《旧唐书》，而不及 《新唐书》 纪传年表以证其误者，小小渗漏，亦所不免。然卷帙既繁，所谓牴牾不敢保者，光固已自言之，要不足为全体累也。其书原与 《通鉴》 别行，胡三省作 《音注》，始散入各文之下，然亦颇有漏略。此乃明初所刊单本，犹光原书卷第，故录之以存其旧焉。 （浙本 《四库全书总目》 卷四七）

两相比读，不难发现两种提要的叙述除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和前后语序的调整，浙本 《总目》 较重大的改动有四处。一是补出了司马光一事用三四出处和司马康所举引书的文献来源。二是将称赞司马光考异之法的评价，从 「千古史法之精密，实未有过于是者」 这样宽泛而稍显夸张的表彰，改为 「昔陈寿作 《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中以归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 一段，指出裴注 《三国志》 已经采用考异之法，司马光是延续其善而非首创，但裴是注他人之书，司马光则为自述修史时文献的去取缘故，此点上为创例。这样评价，就客观公允得多了。三是关于司马光考异方法的叙述，文渊阁本书前提要在开始和中间都有述及，浙本 《总目》 删去开始的部分，归到一处，表达更为清晰准确。如将 「辨论而折中之，使读者晓然于纪载之得失是非，而不复有所歧惑」 改为 「辨正谬误，以祛将来之惑」，就是很好的改例。四是接续 《通鉴》 的几部明代著作的评价，增加了王宗沐，删去了 「寻条失枝，贻讥弇陋」 两句空泛而刻薄的批评，具体说明其方法之欠缺，也较前为胜。

可以说，四库提要在学术史上得到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是与其汇集众人智慧，反复斟酌修改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