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壹强:乾隆《大藏经》的刊刻与流传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经历了南北朝和隋唐两个时期的长足发展，佛教典籍大量翻译成了汉文。宋初产生的佛教典籍总汇《开宝藏》，是中国第一部官方版《大藏经》，也是中国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经》。自《开宝藏》以后，中国先后有20多种官刻、私刻版本《大藏经》。满清入关以后，自康熙至乾隆止，官刻佛经呈现多语种化，分别为藏文《甘珠尔经》、蒙文《甘珠尔经》、满文《大藏经》以及乾隆版汉文《大藏经》。经过历史变革，藏文、蒙文《甘珠尔经》经板多数焚毁、散佚，而满文《大藏经》及乾隆版汉文《大藏经》经板则流传了下来。满文《大藏经》经板自雕刻完成后，在宫廷内得到了完好的保存，目前由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负责保管，分存在东北、西北、西南角楼，而乾隆版汉文《大藏经》则历经劫难，保管单位更迭，最后幸存了下来。本文结合故宫内所藏史料对乾隆版汉文《大藏经》经板的雕刻、流传经过等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刊刻时间及过程

乾隆版汉文《大藏经》的刊刻历经雍、乾两朝，是我国历代官刻《大藏经》中极为重要的一部，也是清代唯一一部官刻汉文《大藏经》，全藏共收录一千六百七十种、七千二百四十卷，共用经板七万九千零三十六块。对于其刊刻准确时间，一种说法认为始刻于雍正十一年（1733），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1]；另一种说法认为其始刻于雍正十三年（1735），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2]。两种观点对于其完成时间无异议，但对于其开始刊刻的年代有所分歧。经过对文献的梳理，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对乾隆版汉文《大藏经》的开始编撰时间与其经板正式雕刻时间混淆了。雍正帝在十一年（1773）四月撰写了《御选语录》与《御制拣魔辩异录》两部佛学著作，并同时下令在贤良寺成立“藏经馆”正式编纂《大藏经》，所以说雍正十一年可以算是《大藏经》编纂工作的开始时间，编辑完成后于雍正十三年正式开雕，这是《大藏经》经板雕刻的开始时间。

雍正帝在其统治中后期对佛教极为重视，其所著《御选语录》中共有19篇序文，几乎在雍正十一年每月的朔日与望日都要写一篇序。从这两部佛学专著以及《御制重刊藏经序》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雍正皇帝对佛教的看法，以及编撰《大藏经》的指导思想：著将藏内所有藏（汉月法藏）、忍（潭吉弘忍）语录，并《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毁版，僧徒不许私藏。[3]

他认为，晚明时代的汉月法藏、潭吉弘忍评断禅宗五家等的传承和旨要，“全迷本性，无知妄说，不但不知佛法宗旨，然即其本师悟处，亦全未窥见，肆其臆诞，诳世惑人”，判别藏、忍语录为魔异，将其语录及著作全部删除，杜绝其流传，故编纂一部《大藏经》体现自己的佛学思想，对更好的服务于统治至关重要。编纂的第一步就是确定所依据的版本和范围：经律论三藏，自唐宋以迄本朝，虽代有增益，而其宏规大略，则无改於唐之旧也。明永乐间，刊板京师，是为梵本北藏，又有民间私刊书本板，在浙江嘉兴府，谓之南藏。朕勅机之暇，游泳梵林，浓薰般若，因阅华严，知卷帙字句之间，已失其旧；爰命义学，详悉推究，讹舛益出，乃知北藏版本，刻於明代者，未经精校，不足据依。夫以帝王之力，泐成官本，犹乃如是，则民间南藏，益可知矣。[4]

在确定新《大藏经》编纂依据的版本以及所收录的范围后，编纂工作也提上了日程：爰集宗教兼通之沙门在京师贤良寺，官给伊蒲，晓夜校阅，鸠工重刊，欲俾震旦所有三藏，不至简错字譌，疑人耳目。[5]

雍正皇帝将重刊藏经的地点定在贤良寺也是有所考虑的，一是贤良寺是怡贤亲王（十三阿哥，爱新觉罗·允祥）的故邸（东安门外帅府胡同）。

据《钦定日下旧闻考·贤良寺碑文所记》：“本怡贤亲王故邸，舍地为寺，世宗宪皇帝赐名贤良寺，御撰碑文以记。”怡贤亲王是深受雍正帝器重的亲弟：“朕临御之初，晋王藩爵，膺总理之寄……边防大计，以及方田水利，理财用人皆能区画精详，赞襄治化，朕用赖甚。”可惜怡贤亲王英年早逝，雍正帝甚为痛惜：“王遗言以邸第做佛宫，今既没，因成其愿。敕寺额曰贤良，识其实也。命禅者主之，建大法幢，集大法众……长为吾王冥福。”可见将重刊藏经的地点设在贤良寺是为了替怡贤亲王祈福；二是，贤良寺位于东安门外帅府胡同，距离皇宫很近，便于管理。

至于编纂班子的人选，根据雍正《御选语录》所记：“朕自去腊，阅宗乘之书因遇辑从上古德语录。听政余闲，尝与内廷之王大臣等言之。自春入夏，未及半载，而王大臣之能彻底洞明者，遂得八人……至在内焚修之沙门、羽士，亦有同时证入者六人。”此八人者：皇十六弟庄亲王爱月居士（允禄）、皇十七弟果亲王自得居士（允礼）、皇四子和硕宝亲王长春居士（弘历）、皇五子和硕和亲王旭日居士（弘昼）……沙门、羽士六人者：觉生寺文觉禅师元信雪鸿、圣因寺悟修禅师明慧楚云、妙正真人娄近垣三臣、拈花寺方丈僧超善若水、万寿寺方丈僧超鼎玉铉、海会寺方丈僧超盛如川。八人中，允禄与弘昼总理藏经事务；六人中超善、超盛负责统率、领带分析语录、校阅藏经。这些都是能够体察圣意的洞明者。

负责监督刊刷的管理人员，大都是武英殿修书处的官员，有参领、郎中、员外郎和正副监造等七人。负责写刻、刷印、摺配、装潢的监造人员，大都是内务府抽调的笔帖式、柏唐阿等一般办事官员，共计八十五人。另有值日僧官二人。而各种匠役多达八百六十九人。其中刻字匠最多，计六百九十一人。其次是刷印匠七十一人，木匠九人，摺配匠五十人，界画匠三十六人，合背匠十二人。[6]经过前期的编辑、整理、校阅，重刻《大藏经》的编辑基本完成，雍正帝亲自作序并于雍正十三年雕刻工作正式开始。可惜雍正帝在序文完成后没多久就病逝了，皇四子和硕宝亲王长春居士（弘历）继承皇位，并在乾隆三年雕刻完成，后称《龙藏经》、乾隆版汉文《大藏经》、清藏、清敕修《大藏经》等。

这部《大藏经》完成以后，并没有通行的名字，乾隆皇帝称为“全藏”“大藏汉字经”等，也没有一定之规。后世通俗的称为《清藏》或《龙藏经》。关于《龙藏经》这一称呼在学术界也引起了一些争论。有学者认为，该部《大藏经》与《大清重刻龙藏汇记》一起颁行，故《龙藏》之名沿习下来，又因为其刊刻完成于清乾隆时期，人们逐渐习惯把它称为“清藏”或《龙藏经》了；也有学者认为，“清代官刻的汉文《大藏经》亦称‘清藏’，又因其经页边栏饰以龙纹而称为‘龙藏’”。[7]不过如果仅以带有龙纹牌记当作《龙藏》之名的由来，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带有龙牌的佛典还有很多，如雍正五年内府刻本《圆通妙智大觉禅师语录》二十卷、乾隆二十四年内府本《叶衣观自在菩萨经》、乾隆三十三年武英殿刻本《佛母实德藏般若波罗蜜经》三卷等由皇帝钦定所刻佛经绝大部分都有龙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定名乃是根据刻成时间来确定的，《清续文献通考·选举六·宗教·佛教》云：“高宗笃嗜藏经，尽力于剞劂与翻译。明万历中所刊大藏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乾隆三年，敕选后世大德著述，增为七千二百四十七卷，从事雕刻，是谓《龙藏》。”这部藏经的编辑工作大部分完成于雍正时期，乾隆时期主要是在雍正帝定的方向下进行增删、雕刻工作，因此称之“龙藏”实属勉强。

“龙藏”一词指的是佛家经典，历朝《大藏经》均可称为“龙藏”并非专指一部或某部。雍正帝认为，传世之藏皆有舛误，形成一部能够佐证自己佛学观点的“龙藏”至关重要。于是“龙藏”经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完成了。雍正十一年癸丑八月望日序文中写到，“发心参学，未妨引起疑情。明眼宗徒，不必逐条指出。譬如曾游龙藏，自然到眼立分。若其生长荜门，且任目迷五色。爰识其缘起，俟学人自择焉。”[8]这也算是《龙藏经》之名的由来之一吧。

二、经板采买、撤毁及数量

经板雕刻完成后，共用板片七万九千零三十六块。先期刷印100部，除宫内陈设外，分别颁赐京师内外各大寺院，后又增刷多部。在清朝时期有明确记载的刷印部数为一百十四部。[9]经板所用均为上等梨木板，标准极其严格：一是肿节、潮湿不可用；二是拼合板不可用；三是节裂、尺寸不符的不可用。按照此标准由内务府修书处官员员外郎常保、李之纲，内副管领六十八、岱通等三人（有文称四人、内副管领六十八、岱通等四人），分别赴直隶、山东等出产梨木地方办理。由于要求严格，时近一年仅采得板片一万余块。为了不影响雕刻进度及缓解地方压力，乾隆皇帝亲下御旨：“嗣后解到板片，除合式者收用外，其不合式者尚可留为刊刻书籍之用，著内务府亦行收存不必发回。”[10]

板片在雕刻完成后数量逐渐减少，主要为政治原因和保管不善等。乾隆版汉文《大藏经》雕刻完成以后因政治原因在乾隆时期经历了三次撤经毁板：第一次是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帝认为：“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与人类。”于是撤出钱谦益注《楞严经疏解蒙钞》一种六十卷，涉及板六百六十块；第二次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帝认为：“永乐一藩臣耳，乃犯顺称兵，阴谋篡夺，实属大逆不道。”[11]命撤出《永乐御制序赞文》一卷，《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一卷，《开元释教录略》五卷，《辨伪录》六卷，共四种十三卷，涉及板片一百二十八块；第三次是乾隆四十一年（1778），乾隆下令撤毁武则天为《华严经》撰写的序文经板，所撤经板数量没有详细记载。

乾隆时期三次撤毁板片后，所余板数应在七万八千二百四十八块之下,但“同治十年，四川空静和尚请印藏经后，校对经板七万八千二百五十块”[12]，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应为，乾隆三十九年将所刻《大藏全咒》补入藏经所致：“查经咒馆系三十七年正月内归并清字经馆，所办《大藏全咒》于三十九年十二月内告竣，交武英殿刊刻，所有刊得板片由武英殿存贮，柏林寺谨奏。”[13]

其后，所统计《大藏经》数目均不确切：民国政府成立以后，将柏林寺所存经板移交古物陈列所，据内政部北平地产清理处与古物陈列所《点查柏林寺释藏经板数目表册》记载，“第一库至第四库总计经板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八块。”[14]点查人为周明珂、佟润年以及李仁俊等三人。其后，古物陈列所并入故宫博物院，所保管的经板也一并移交。据1957年《总务处第二科保管柏林寺经版（板）册》记载：“兹将（旧总务处第二科）保管柏林寺所存清藏经板数量缮造统计送请鉴核点收共计四库七万八千二百八十九块。”[15]监交人为王世襄，移交人为张景华，点交人为常惠、崔仪，接收人为杨宗荣。其后因保管不善、经板糟朽、频繁运输等原因经板数量急剧减少。 1982年，文化部因使用柏林寺办公而将《龙藏》经板运往智化寺，此次搬迁经板仅存74792块。[16]五年后，1987年国家文物局为了发挥文物的现实价值，决定利用《龙藏》经板重新印刷，经清点离开智化寺时剩余经板71051块。《龙藏》经板经过变迁，到 2009年《清敕修大藏经》文物保护项目组清查发现经板现存69410块，佚失9626块（其中残板7300余块保存于云居寺文物管理处[17]），现存经板中的20%又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清敕修大藏经》项目组经过多年的努力，利用各地收藏的初刻本，补配重雕缺失经板9626块，重雕残损板4000余块，使这副《大藏经》经板总成完轶。至此，在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和努力下，终于使这份珍贵的中华文化遗产得到了休憩之地，完整地保护了下来。

三、经板保管权变更

乾隆版汉文《大藏经》在乾隆三年（1738）雕刻完成后，先期刷印100部，除宫内陈设外，分别颁赐京师内外各大寺院，均有详细记载。但关于《龙藏经》经板初始存放地点并没有明确记载：“经板贮存在清政府的修书处、刻书处，位于故宫西华门内的武英殿，有内务府保管。后来因为请印不便，由僧录司、拈花寺住持达天奏请内务府，经板移存柏林寺。”[18]这一 观点似乎得到了广大学者的认同。乾隆版汉文《大藏经》在贤良寺进行编辑、刊刻刷印，亦没有记录将雕刻完成的书板挪移存放在武英殿保管的相关记录。在查阅资料时发现，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和硕庄亲王、傅恒等上奏“乾隆二十年三月内经臣等摺奏，贤良寺并昭忠祠所贮经板请移于报国寺后收贮，并请盖造经板房三百五十间……乾隆二十年六月十一日奉旨：经板房停其修理，毋庸盖造，著将经板移于午门楼等处收贮，钦此。所有贤良寺并昭忠祠所贮经板计四十四万一百五十一块，经架一千一百三十八架，当经臣等委派郎中四十八等挪运至天安门、端门、午门等城楼内顺号安排。”[19]根据此条记录可知，贤良寺在当时存有大量经板，在乾隆二十三年时经大臣奏准挪移至午门等地收贮。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对柏林寺进行了修缮，可知乾隆版汉文《大藏经》经板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之后迁入柏林寺，对照之前贤良寺存有大量经板在乾隆二十三年左右迁出，由此可推出，当时经板雕刻完成后存放在贤良寺后，与其他经板一起迁出，迁移之前统一由清武英殿修书处负责保管并协助各地请刷。

经板迁到柏林寺后，保管权多次发生变更，据乾隆朝上谕档记载：“查藏经板向在柏林寺收存，今经内务府奏准移僧录司掌管，据办理僧录司事务郎中……奏。”[20]可知乾隆三十四年（1769）十月十一日左右，乾隆版汉文《大藏经》的管理权由武英殿转由僧录司负责保管，完成了它的第一次变更。但如果想要利用还是需要得到内务府的批准，“全国各寺庙禅院有请求自备工料刷印者，均经呈请批准后，方可前往柏林寺刷印”。

咸丰、同治以来，由于内忧外患，对藏经板的管理并不完善，导致板片凌乱，卷帙混杂。光绪初年，由理藩院经承张平泉居士，出资请柏林寺住持坤峰和尚购置木架，经过三年时间整理完成。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政府成立。经板改由内务部及柏林寺共同负责保管。这是清藏的第二次保管权的变更。“1920年，叶恭绰居士条陈重加整理修葺，登架编号，并厘定了《释藏经典保管规则》8条”，经北京政府核准后公布实施。[21]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经板由内政部北平档案保管处负责管理，这样完成第三次保管权的变更。

1933年3月，内政部北平地产清理处根据柏林寺住持台源法师的申请，按照《内政部礼字第27号令》拨交北平古物陈列所管理。古物陈列所接到内政部指令后，立即派职员接洽：“部令移交至所保存请派员会同前往查看以便移交等因兹派本所职员曾广龄、李仁俊即日前赴贵处接洽一切。”[23]古物陈列所接到 内政部令后，函告军事委员北平分会并妥善解决了驻扎军队的事情，并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完成了交接，这是经板的第四次保管权变更。

随着战事的演进，内政部密电古物陈列所将《大藏经》板装箱与下次古物一起南迁，并表示如果经费紧张可以商请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一同办理。但由于经板为数既多且系铁梨木镌刻甚坚重，至少要装两千余箱，最后没有随其他古物一起南迁。1948年，古物陈列所并入故宫博物院，其所保管的古物包括藏经板一并划归。古物陈列所专门发函故宫博物院要求专项办理：“案查本所前奉内政部礼字第一七四八号训令内开所奉令归并故宫博物院业于本年六月二十七日以礼字第1538号训令饬，办理交代，具报在案，至该所保管之。柏林寺《大藏经》板系属国家珍宝，为珍视国粹起见，应专案交代，以重文物，仰即遵照办理具报为要。此令等奉此查本所库存文物，行将点交完竣。该项经板，自应遵令专案办理，谨函奉达……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七日。”[24]故宫博物院与古物陈列所进行了交接并发布公告：“为布告事查柏林寺有经板库房四处，内存释藏经木质经板全部，关系文化甚巨，为我国仅存之历史文物。本院负有保管责任，各界人士自应一体，共同维护，协力保全。兹特布告周知所有该四库库房，无论何人，不得擅自启门窗，藉端使用，以免发生意外，致干咎戾，切切此布。”[25]这样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大藏经》经板管理权完成了第五次变更。

故宫博物院接管以后，不仅负责经板的保护与经板库房的维护修整，在柏林寺住持福振法师的请求下，多次负责协调柏林寺与地方政府之间关于人员、房屋、地产等方面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后，在1954年当时的学术委员会认为，汉文《大藏经》经板存柏林寺，故宫无法提供场地挪移，也无法长期派工作人员看守，经板堆积严重，唯恐受到损坏，希望能够将这批经板拨交。当时的故宫陈列部负责人也认为：“柏林寺所藏经板七万三百块，系古物陈列所从内政部接收而来，原在柏林寺，并非宫中旧物，拟拨交处理。”[26]1955年，经故宫博物院与北京图书馆协商并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将柏林寺经板拨交北京图书馆，完成了经板管理权的第六次变更。

1980年5月，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将经板交北京市文物局保管，这是经板管理权的第七次变更。1982年，因文化部使用柏林寺办公而将《龙藏》经板全部移置明代古刹智化寺。由于智化寺长年失修，保管条件较差，经板只能堆积存放，既不通风又不便于防火。1989年11月至1991年1月27日，北京市文物局将存放于智化寺和大兴区韩营仓库的《龙藏》经板分别移交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保管，共有经板78238块，全部重量约为400吨。这是《龙藏》经板管理权的第八次变更。

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文物局又将存放于云居寺的《龙藏》经板主要部分运往昌平十三陵文物库房。云居寺还残留木经板7300余块。2009年，北京市文物局决定启动《清敕修大藏经》经板保护和重新刷印、出版该套藏经的工程。委托首都博物馆和专业从事文物保护事业的北京邦普制版印刷有限公司承担此项目。《龙藏》经板正式入藏首都博物馆，完成了其最后一次管理权变更。目前该经板保存在专为其建设的大兴文物库房内。

四、经板的现状与保护

随着《清敕修大藏经》项目的推动，诞生于宫廷，成长在北京柏林寺，之后辗转智化寺、房山云居寺、十三陵文物库房寄居，最后入藏首都博物馆，历经九次管理权变更、饱经270余年风霜的《清敕修大藏经》结束了“漂泊”的生涯，自诞生以来第一次有了现代化的专业库房，配备了专业人员负责除尘、保护，并量身订做书架用于保管。经过保管人员历经八年多的努力，补齐了缺失经板，自乾隆年间之后，该《大藏经》第一次修复到了乾隆初印本原貌，使其获得了新生。该项目的启动使经板得到了保护，在该过程中对手工抄纸、制墨、刷印、装订等中国传统手工艺技术的延续和传承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朝代的变迁，我国书板存世多为明清时期所雕刻，已经到了非抢救不可的地步，危乎其危。国家保护中心第五批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工作也将书板纳入了其中。纸制品的书籍传世可能很多，但是书板的唯一性是纸质书籍不可替代的。经过专家论证、文物普查将书板纳入了第五批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中，体现了目前国家对木质书板的重视。《清敕修大藏经》经板的保护和补刻，在整理、排序、补板、刷印等整个流程上已经很完备，且形成了良好的经验。故宫博物院存有20余万块木质书板文物，为保护这批珍贵的文物，积极借鉴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制定了长期规划并先后补刻刷印了《承华事略补图》《四体楞严经》等。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