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简单总结了近几十年来对《嘉兴藏》研究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指出了其研究价值。中国佛教典籍存在两个传承系统，《嘉兴藏》提示我们要重视佛典的民间传承系统。在刊印《嘉兴藏》过程中，先贤体现出了敢于担当的精神、勇于创新的精神、团结合作的精神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等值得继承的民族精神。依据日本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大正藏》存在的严重问题，从而使《嘉兴藏》在汉文大藏经系统中的历史地位大大凸显。
［关键词］《嘉兴藏》；《大正藏》；《频伽藏》；佛典传承系统
一、《嘉兴藏》的研究现状
大藏经是基本网罗历代汉译佛典并以之为核心的，按照一定的结构规范组织，并具有一定外在标志的汉文佛教典籍及相关文献的丛书。从历史上看，大藏经经历了写本、刻本、近现代印刷本等各个时期，现在已经跨入数码化时期。
《嘉兴藏》又称为《径山藏》。这部藏经的刊刻工作开始于明朝万历年间，先在五台山刊刻，后来移到嘉兴径山。一般认为它的版片毁于清朝咸丰太平天国时期。如果这一推断可以信从，则这部私刻藏经的合计刊刻时间从明晚期到清中期，约有260年，即有两个半世纪左右。近几十年来，对《嘉兴藏》的研究应该说成果不少，大体可以总结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日本学者分别完成了对现存于中国及日本的多部《嘉兴藏》印本的基础调查。第二，在广泛搜寻散逸经本的基础上，由姜锡慈、韩锡铎等先生主持，在中国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重辑嘉兴藏》。第三，发表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论文。这样，大家对《嘉兴藏》的认识得以深入，以往有关《嘉兴藏》的一些模糊看法得到澄清。
当然，有关《嘉兴藏》，还有不少问题需要继续研究。比如，《嘉兴藏》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刊刻的？什么时候结束的？前者相对简单，只是一个评判标准问题；而后者，则应该说至今还没有完全搞清楚。《重辑嘉兴藏》把下限截止到清道光，这是一个不得不如此的方便法门，不等于说《嘉兴藏》的刊刻真的截止于道光年间。由于《嘉兴藏》版片大致毁于太平天国，那么是否它的刊刻要一直延续到清咸丰年间？这个问题还可以研究。由于下限不清，《嘉兴藏》最终到底收了多少种佛经，至今没有真正搞清楚。《重辑嘉兴藏》费了很大的力气，比故宫藏本增加了200余种，付出的辛劳令人敬佩，在此特对他们的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把玛瑙经坊本也收入《重辑嘉兴藏》，这恐怕是要作进一步考证，说明其理由的。
此外，《嘉兴藏》研究中还有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比如:就刊刻历史而言，《嘉兴藏》从五台山迁移到嘉兴径山寺的内在原因到底是什么？内在的驱动力在哪里？是单纯因为北方苦寒，刊刻不便吗？以毛晋、钱谦益为代表的江浙文人在这一迁移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早期的主要参与者、《嘉兴藏》的实际主持人与规划者密藏道开为什么此后退出这一工作，从此再不露面？在嘉兴期间，《嘉兴藏》的运作方式，包括刻板方式、集中规范、排字编联、查核修版、刷印流通等一系列环节，都需要继续研究。
就入藏标准而言，特别是《嘉兴藏》的续藏、又续藏，到底有没有入藏标准？采用什么标准？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就现存印本而言，目前存世的《嘉兴藏》印本到底有多少，实际上也没有真正搞清。特别是中国国内的情况不清。中国不少图书馆，包括一些著名的重要图书馆，把《嘉兴藏》打散与其它佛教典籍一概按照名称、部类著录到子部释家类，对《嘉兴藏》的调查造成不必要的困扰。有关图书馆的这一错误做法，根源在于中国各大图书馆的古籍管理至今没有摆脱四部书文化范式的影响。这个问题我曾经有文章专门探讨，这里不谈。
对《嘉兴藏》的研究，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这里仅对《嘉兴藏》的历史地位等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粗浅看法。
二、《嘉兴藏》提示我们要重视佛典的民间传承系统
在大藏经的刻本时期，一般来说，后代藏经的收经内容，往往在前代藏经的基础上有所增益。这些增益的佛典，一般为前代藏经编纂时尚未出现，或为前代藏经编纂时虽已出现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被收入的典籍。这里要指出的是，我在整理敦煌遗书的过程中，发现若干敦煌写经的行文、分卷、分品，与历代大藏经均已收入的典籍不相符，却与《嘉兴藏》相同。
就行文而言，敦煌遗书本《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咒》《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菩提留支本)等若干典籍中的一些文字，与历代大藏经都不相同，而与《嘉兴藏》相同。
就分卷而言，比如敦煌遗书中的《羯磨》为两卷本，《大正藏》本《羯磨》不分卷。按照《大正藏》的校记，敦煌遗书本分卷与《嘉兴藏》本相同。
就分品而言，比如台湾原“中央图书馆”藏《大方等大集经》的品次与历代大藏经均不相同，仅与《嘉兴藏》本相同。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我认为这说明在传统的佛教大藏经以外，佛教典籍还存在着一个民间流传系统。出于某些我们现在还不清楚的原因，《嘉兴藏》刊刻那些经典时，所用的底本不是大藏经本，而是民间流传本；或者虽然采用历代大藏经本，但参考或校勘了民间流传本，并予以修订。而他们所采用的民间流传本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唐代写经，所以出现了上述现象。
笔者本人有过这样的经历。约二十年前，一位优婆夷为了给亡故的父亲做功德，发心印刷《地藏菩萨本愿经》送到某寺院结缘。该寺院让她来找我。我建议她依据《大正藏》本去印刷结缘本，但她说已经依据手头某个结缘本，把经文统统录入电脑。当时我对民间结缘本认识不足，总以为民间结缘本缺乏严谨的科学整理，不可信从。于是建议她依据《大正藏》本对已经录入电脑的民间结缘本做一遍校异，并且答应等她完成校异以后，可以帮助她校核结果，勘定正误，理顺文字与标点。等到她把校异的结果交给我，我真的吃了一惊。因为民间结缘本有若干文字与《大正藏》本不同，而且这些不同的文字，大部分都是民间结缘本的文意为长。有些文字，根据上下文判定，可以明确说是《大正藏》本为误，民间结缘本为正。以前，我总以为《大正藏》本的底本、校本都是历代藏经本。历代藏经在刊刻时已经做过校对，而《大正藏》又经过一大批学者的认真校对，是世界公认的学术水平最高的佛经版本。从事佛教学术研究，理所当然应该用《大正藏》。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错了，不可忽视佛教典籍的民间流传系统的重要性。
为什么有时候民间结缘本反而会优于大藏经本？这个问题引起我的思考。我认为，民间结缘本根植于广大民众的虔诚的宗教信仰中。这种虔诚的宗教信仰，使得这些结缘本能够在流传中努力保持其原始状态，保持强大的生命力。从敦煌遗书保留的各种写经，也可以体现出这一点。而藏经本往往经过义理僧的整理，不同的义理僧往往会依据自己的理解对佛典重新整理，使佛典出现新的形态。
当然，事情是复杂的，我们也必须指出，有时候一些文本会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发生嬗衍，出现变化。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比如，我曾经以《大藏经总目录》《刘师礼文》为例，对佛教典籍民间流传系统的演变加以论述。就《大藏经总目录》而言，它产生于唐代，始终在民间流传，曾经被吴承恩采纳收入《西游记》，曾经作为附身符、作为入冥通行证以流通，虽然曾经被清末杨文会痛斥，但至今依然在信众中印刷、流通。至于《刘师礼文》，渊源更早。据说是东晋著名僧人刘萨诃(法名慧达)所创造的一种礼拜法。现存最早的文本出现在南北朝西魏书写的敦煌遗书中，后来被假托成唐玄奘从西天带来的礼拜法，据说由唐太宗下令推广。本世纪初香港印刷的佛教结缘书中，还收录了这一礼拜法。无论如何，上述两个例子，同样说明了中国佛教典籍民间流传系统生命力之强大。
通过上述《嘉兴藏》及其它相关例证，我们发现了以往被人们忽略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佛教典籍存在两大流传系统。一个以历代大藏经为代表，一个以各种各样的民间传本(包括写本与刻本)为代表。前者是佛教典籍的主流，它集中地、有系统地保存了中国佛教大部分最重要的典籍，特别是从域外传入的翻译典籍。但我们也应该指出，大藏经是被历代编藏僧人过滤过的资料。还有大量资料，特别是中国人撰述的典籍，因为各种原因被排除在大藏经以外。后者数量庞大，内容复杂，有些严密而自成系统，有些零落而不成系统，它们往往在民间自生自灭，处于一种原生态的存在方式中。
实际上，上述两种典籍，在佛教研究中不可偏废。比如，在我国，北宋以下的佛教史研究始终是一个短板，追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由于北宋以下佛教的一大主流形态是以各种法事佛教为代表的仪轨佛教，但大藏经基本不收各种仪轨文本，使得研究者很容易忽略这一形态的佛教，即使发现或注意到这一问题，由于资料的缺乏，也很难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上海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以侯冲为中心，十多年来，已经收集明清以来各种民间法事文本及其它佛教典籍1800多种，我们希望这些资料的逐渐整理公布，能够对当前的中国佛教研究现状有所补救。
如果进一步考察中国佛教典籍为什么会有这样两种传承系统，我以为与中国佛教本身的特点息息相关。我曾经撰文指出：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既有比较精细、高深的哲学形态，也有比较粗俗、普及的信仰形态。由此，它能够适应不同层次人们的不同需要。我把前一种形态称为“佛教的义理层面”，把后一种形态称为“佛教的信仰层面”。义理层面的佛教以探究诸法实相与自我证悟为特征，以大藏经中收入的印度译典及中国高僧著述为依据，以追求最终解脱为主要目标；而信仰层面的佛教则以功德思想与他力拯救为基础，以汉译典籍中的信仰性论述及中国人撰著乃至诸多疑伪经为依据，以追求现世利益、来世福报乃至最终成佛为主要目标。义理层面的佛教在我国佛教史上处于主导地位，它为佛教提供了高水平的骨干与活泼泼的灵魂，它的兴衰决定了中国佛教的兴衰；但信仰层面的佛教较义理层面的佛教影响更大、更深、更远，为中国佛教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是中国佛教绵长生命力的基本保证。这两种层面的佛教虽然各有特点，有时看来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但又相互渗透、互为依存，绞缠在一起，相比较而存在。当两者相对平衡，佛教的发展便相对顺畅；当两者的力量相对失衡，佛教的发展便出现危机。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中，两者不可偏废。
我认为，中国佛教典籍的两种传承体系，实际上就是上述两种层面的佛教在典籍方面的具体体现。当然，严格地讲，传统大藏经也包含信仰层面的内容；民间传承体系也包含义理层面的内容，如上文所说，它们本来是“相互渗透、互为依存，绞缠在一起，相比较而存在”。但从总体看，在传统大藏经系统及民间传承本系统中，两种不同形态的佛教还是各有侧重的。
应该说，《嘉兴藏》及相关资料在这里进一步向我们提示这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在历史上，中国佛教典籍有着这样两种传承系统。我曾经撰文提到大藏经编藏理路，提到大藏经的三种功能形态。我想，所谓编藏理路、所谓三种功能形态以及今天提到的中国佛教典籍的两种传承系统，它们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那么到了今天，佛教大藏经将向什么方向发展？是继续保持两种系统相对独立的分流状态，还是有必要将它们相对统一，使新时代的佛教大藏经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中国佛教的实际面貌？这是摆在每一个佛教文献工作者面前，也是摆在每一个有志于从事佛教大藏经编纂的僧人面前的不可回避的问题。我想，我们今天能够提出这一问题，这也是《嘉兴藏》的历史功绩之一。
三、在刊刻《嘉兴藏》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
作为佛教文献工作者，我主张在研究《嘉兴藏》时，除了注意《嘉兴藏》在佛教大藏经、佛教文献方面的研究价值外，还应该注意总结、学习与继承古德先贤在刊刻《嘉兴藏》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我认为，在刊刻《嘉兴藏》中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是否可以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敢于担当的精神
明万历年间，在中国，至少有两副大藏经经版可供印刷流通。一部是《明北藏》，它虽然属于官版，藏于北京，但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得到颁赐。一部是《明南藏》，藏于南京，供佛教信徒请印。《明南藏》按照不同的纸张与装帧，分为三等九级刷印流通，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等级付出一定的费用，办理一定的手续请印。由于《明南藏》实际上相当于采用商业方式流通，请印方便，所以在民间的流通量很大。在已经有两副经版，且其中一部请印比较方便的情况下，出于种种考虑(见《刻藏缘起》)，紫柏等人下决心以民间身份，争取各方支持，募集资金，重刻一部新的更好的藏经，这一决心的确非同小可。一部大藏经，收经众多，卷帙浩繁，费时、费工、费心力，非亲历其事，不知其难。即使在社会经济、印刷工艺乃至数字化技术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编印一部大藏经也是一般人所难以企想的工程。在古代，推行这一工作之艰苦卓绝，可以想见。无大愿心、大担当，绝对无以成事。所以，我对发起这一旷世工程的紫柏、密藏道开等人充满敬意。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不乏这样敢于担当的精神，鲁迅曾经把这样的人称为“中华文化的脊梁”。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学习、提倡这样的精神。
(二)勇于创新的精神
《嘉兴藏》勇于创新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藏经版式
在大藏经写本时期，中国的书籍大都卷轴装，佛教大藏经也是卷轴装。其后虽然出现经折装、缝缀装、梵夹装、粘叶装等装帧形式，但大藏经的装帧形式未变。所以早期的刻本藏经《开宝藏》《辽大字藏》均为卷轴装。从《崇宁藏》《毗卢藏》《思溪藏》等开始，刻本大藏经改为经折装。世俗的书籍此时大抵为蝴蝶装乃至线装。《辽小字藏》为蝴蝶装，但流传甚少，影响不大。元代和明初，世俗的书籍逐渐改为线装，但刊刻的佛教大藏经数量虽多，装帧形式则一律为经折装。
考察卷轴装与经折装可知，两者的形态有直接继承关系，乃至至今有人将卷轴装折迭为经折装，或将经折装装裱为卷轴装。与世俗书籍相比，藏经在装帧形式上顽强地保持其原貌，应该与它的宗教神圣性有关，也与当年入华的佛典装帧主要为梵夹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紫柏等人毅然将大藏经从经折装改为更加简便的线装，便与流通、便于阅读，从此开创了佛教大藏经的线装时代，可说是《嘉兴藏》的一大创新。
八十年代，有研究者主张最早的线装大藏经是《武林藏》，《嘉兴藏》继承了《武林藏》的装帧形式。后来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所谓“武林藏”实际是《明南藏》的后期印本，至今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武林藏”的真实存在。所以，目前还是应该按照传统资料，承认由《嘉兴藏》最初将大藏经的装帧形式改为线装。
第二、收经内容
传统大藏经基本上只收翻译佛典，偶尔收入少量音义、经录、僧传等所谓“毗赞大藏”有功的中华佛教撰著。这一传统，基本上贯彻到整个佛典大藏经的写本时期。早期刻本藏经，依然保持这一传统。《开宝藏》到后期，才逐渐收入各宗著作。《嘉兴藏》正藏部分，基本承袭其它刻板藏经。续藏、又续藏则大量收入中华佛教典籍，特别是各种禅宗语录。应该说，对这些禅宗语录的宗教价值、学术价值，至今尚有不同意见。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亦即大藏经的备查功能来考虑这一问题，则应该承认《嘉兴藏》由此体现的保存资料之功。我曾经撰文指出:衡量一个图书馆，首要标准是它的藏书量。同样，衡量一部大藏经，首要标准是它收入佛典的数量。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古代佛教典籍的实际情况提供了大量新资料，也使我们痛感如果当年智昇等编藏僧人能够高抬贵手，则大量佛教典籍将通过大藏经予以保留，为我们今天研究佛教提供大量资料。由于当年的编藏僧人筛选过严，大量佛教典籍被排除在大藏经以外自生自灭，很多资料由此亡佚。今天，很多研究者往往只能依靠这些经过筛选的大藏经来进行佛教研究，自然只能像盲人摸象那样，只能接触、研究古代佛教的若干侧面，而难以把握古代佛教的全貌。从这个意义上讲，《嘉兴藏》能够尽力收入各种资料，这种思路是值得赞许的。即使其中有些典籍的研究价值不算很高，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还有这样一些著录在流传。这个问题比较大，待以后有机会再论述。
(三)团结合作的精神
《嘉兴藏》从五台山迁到嘉兴径山，采用全新的工作方式:即以楞严寺为基地，扩散到周边诸多寺院，发挥集体的力量，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同心协力，团结合作，以从事《嘉兴藏》的刊印。且不讲分散刻板、集中编联、统一印刷这种工作方式，需要组织者付出精细组织、精心协调等种种心血。可以想象，要想将诸多寺院动员到一个大目标下，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需要相关组织者具有任劳任怨的精神，顾全大局的精神，以及付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处理种种琐碎事务。坦率说，我以为今天的佛教界能否做成同样的事情，也很难说。而当年的《嘉兴藏》竟然做到了。在此，我对当年从事这一工作的僧人的上述精神予以高度赞扬。
(四)锲而不舍的精神
如前所说，《嘉兴藏》的刊刻，前后约经历260年。按照20年一代人计算，也就是说，《嘉兴藏》的刊刻，先后经历了约13代人前仆后继的努力。中国文化史上，可以与《嘉兴藏》比美的，大概只有《房山石经》。在这约两个半世纪中，尽管山陵夷变，国鼎播迁，但僧人们刊刻《嘉兴藏》的愿力，矢志不移。我们说，亡命沙漠，舍身捐躯，西行求法的玄奘等人，自然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那些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皓首穷经，不折不挠的编藏僧人，同样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脊梁、民族文化的守护神。他们这种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继承与学习。
四、《嘉兴藏》在大藏经中的历史地位
所谓某部藏经“在大藏经中的地位”，应该从这部藏经继承了前代藏经什么内容，本身有什么创新，对后代有什么影响等三个角度去考察。《嘉兴藏》基本继承了前代藏经所收的经典。但一般来说，各种藏经均基本继承前代藏经的经典，因此，如非存在特殊情况，这一点已经成为刊刻大藏经的通例。《嘉兴藏》的创新，上文已经做了简单评述，这里不再重复。那么，《嘉兴藏》对后代藏经有些什么影响呢？以前我们对这一问题缺乏充分的研究，只知道它对金陵刻经处刻经、对《毗陵藏》的版式有所影响；日本《大正藏》曾经用它作校本，《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也曾经用它作校本。但最近日本永崎研宣先生的研究，使我们对它在大藏经中的地位有了全新的认识。下面我介绍永崎研宣先生的最新研究，由于这一成果仅在2014年12月3日在京都佛教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以会议论文的形式发表，并未正式公布，为了尊重研究者的劳动，诸位如果要引用这一成果，希望说明这一成果的发表者——永崎研宣先生。
永崎研宣先生考察了《大正藏》的原始资料，指出，以前大家对《大正藏》的编纂有许多误解。比如，以前大家都说:《大正藏》以《再刻高丽藏》为底本，参校《思溪藏》《普宁藏》《嘉兴藏》等，加收了日本寺院藏经、敦煌遗书等而形成。但是，《再刻高丽藏》在日本甚为希见，经过查证，《大正藏》所用的《再刻高丽藏》是日本东京增上寺收藏的那一部。但这部藏经属于增上寺宝藏，不得出庙门一步。那么，《大正藏》的编撰者是怎样得到这部《再刻高丽藏》并以它为底本的呢？永崎研宣先生指出，原来《大正藏》的工作用本并非《再刻高丽藏》，而是《频伽藏》，亦即用《频伽藏》为工作用本，到增上寺逐一校对《再刻高丽藏》，把异文记录在《频伽藏》上，用来作为《大正藏》排版的依据。然后对外宣称:《大正藏》的底本是《再刻高丽藏》。永崎研宣先生的会议论文并提到，早在1928年，山崎精华先生就在日本《现代佛学》上撰文提到《大正藏》用《频伽藏》作工作底本这一事实。
《频伽藏》在哈同夫人罗楞伽的频伽精舍主持下编印，属于现代印刷本。它依据《大日本校订大藏经》重新排版。由于种种原因，《频伽藏》的疏漏极多，质量较差。根据永崎研宣先生的提示，笔者进一步查核了以前发现的《大正藏》的若干错误，发现这些错误的源头的确都可以追溯到《频伽藏》，而非《再刻高丽藏》。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另有文章阐述，此处不赘。总之，号称世界学术水平最高的《大正藏》出现了这样一个大乌龙，实在出于笔者意料之外。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对《大正藏》做新的评价，需要在利用《大正藏》时予以充分的警惕。
如前所述，《频伽藏》依据《大日本校订大藏经》重新排版，而《大日本校订大藏经》依据《黄檗藏》排印。那么《黄檗藏》的祖本是什么呢？——是《嘉兴藏》。我这里只是粗线条叙述各种藏经的沿革，具体情况当然复杂得多，但不管怎样，通过上述梳理，《嘉兴藏》的地位从幕后走到前台，《嘉兴藏》在大藏经中的地位也就大大凸显出来。由此产生一系列需要我们加以研究的新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罗列。
结语
当前，中国佛教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迅速发展。这一迅速发展的形式要求佛教有应时应机、契理契根的新的理论、新的修持方法与新的摄众模式。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它根植于悠久的历史与传统，新的创造不可能割裂老的历史与传统，而典籍是承载历史与传统的最重要的方式。所以，佛教典籍的整理、研习将成为新时代佛教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前提。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对佛教典籍的深入整理与研究，难以创造出适应新形势需求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模式。这对我们这些从事佛教文献学、佛教大藏经、佛教目录学研究的人来说，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从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嘉兴藏》这一佛教大丛书不仅仅是佛教的法宝，也是民族文化的宝藏，其间体现的民族精神，更值得我们弘扬。相信经过各有关人士的共同努力，《嘉兴藏》这一份珍贵历史遗产会在新时代发挥新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