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忠：清刻《龙藏》漫议

清刻《龙藏》是历代封建中央政府所刻的最后一部汉文大藏，也是中国国内仅存基本完整的经板且仍可刷印的大藏。有人说佛经大藏最早起于唐代，因而将“藏”字也解释成源于唐朝。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一、藏释

众所周知，佛典言藏，最初系指经、律、论三藏，起源于印度。传说释迦牟尼圆寂后，释迦牟尼的入室弟子长老迦叶和阿难等邀集诸大弟子，共同诵出释迦牟尼平日所讲教义，写成书面文字，分为经、律、论编定，是称三藏。其形成过程，和中国儒家经典形成极为相类。中国古时课徒，特别是孔子时代的课徒，都是口传心受，心领神会，全凭记忆。并且不是所有弟子都能直接听讲。直接听讲者，非是高足而不能。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曾游学马融。马融不了解郑玄的才学，长期不让他入室听讲，直接受业。后来马融有一道难解的数学题，寻找弟子帮助。别人介荐了郑玄，郑玄长于数算，迎刃而解，从此得到马融器重，才登堂入室，聆听教诲，直接受业。不到三年，马融的学问被他学尽，便回山东高密。马融只好叹称从此“吾学东去矣。”可证凡能直接听讲者，叫做入室弟子。所谓登堂入室，便典出于此。入室弟子听讲之后，再给其他一般弟子传讲。这样就各有各的记录、各有各的理解了，再传的文字内容也就有差异了。中国儒家经典文字之所以有差异，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来自不同的师传，记录整理得不尽相同。中国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便缘由于此。佛教经典也是一样，最初的文字内容，与后来各宗的传经也不尽相同。特别是传入中土后，各师传经，也是口传心受，因而译本也就不同，文字内容也有不小的差别。后来才直接以梵本为祖本，直接进行翻译，差异渐小。但其分类，却始终是经、律、论三藏。加上入藏著述，或称杂藏，实际也是四分法。这和中国古籍一千三百多年来一直以经、史、子、集四分法也极相类。

所谓藏者，梵语称为“毗茶迦”,原指竹筐、竹篮一类可盛装各种花卉的容器。佛典诸经、诸律、诸论各自汇集在一起，就叫做藏。因为分成三部分，故称三藏。将三藏及杂藏汇录、汇刻在一起，有如百卉齐集，所以称为大藏。以佛典的结集可使教义摄藏不失，与竹篮容众卉事有相似，故取喻为名。

中国从南北朝时起，已编汇佛教众典，如僧梁祐的《出三藏记集》、《定林上寺建般若台经藏记》、《定林上寺大尉临川王造镇经藏记》、《建初寺立般若台经藏记》、《隋书·经籍志》著录“梁武帝于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门宝唱撰经目录”等，都能证明中国人编汇大藏，南北朝时已肇其端。简而言之，所谓大藏经，就是佛教经典的总汇，是佛教经典的分类丛书。藏者，总汇之义也。

所谓《龙藏》,是指清代雍正至乾隆时政府出资雕印的汉文大藏。何以称为《龙藏》呢?一种说法是因为每函经的第一册，卷首均镌有《佛陀说法变相图》扉画及雍正御制蹈龙碑形牌记，故称《龙藏》。其实这种解释是不确切的，也是牵强的。确切解释应该是，凡属皇帝敕雕的大藏，均可称为《龙藏》。原因是皇帝乃龙的化身，故皇帝登基称为“龙飞”,皇帝发脾气称为“龙颜大怒”,皇帝封赏后要“谢主龙恩”,皇帝又称为“真龙天子”。所以皇帝敕令用国帑开雕的《大藏经》就称为《龙藏》。如明刻《嘉兴藏目录》中《恳免赊请经典说》便谓“兹幸逢圣明，颁给龙藏。”这显然指的是明敕刻的《北藏》。清人《正名录》亦谓：“纪诸灯录，载在龙藏。”指的也是明敕雕之大藏。又谓：“《禅灯世谱》、《五灯严统》,无故擅改龙藏。”“以上世系承机缘，一出一处，载在龙藏。”均可证明龙藏系指皇帝敕雕之藏，非清刻《龙藏》可独擅其名。确切地说，清刻《龙藏》仍是僧俗们的尊称，实则应称为《清藏》。

二、《清藏》编刻的政治意图

《清藏》与历代官刻大藏一样，敕雕者都怀有政治企图。我国第一部雕板印制的大藏经是北宋的《开宝藏》,又称为《蜀藏》,其编刻就蕴含着很深的政治背景。我们知道，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是五代后周的殿前都点检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行伍出身，本不信奉佛道。但他取得天下，是在陈桥发动兵变，一夜之间黄袍加身的。这就不是先打江山后坐天下，而是先坐天下后打江山。如何争取民心，稳固国基，便是摆在赵匡胤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唐五代是佛教盛行的时代，百姓中信佛者甚众，善男信女遍于域中。要取得这些佛教信徒的拥戴，就要投其所好，安抚人心。于是便在开宝四年派高品僧人张从信前往益州(今四川成都)监雕大藏经五千多卷。这完全不是赵匡胤的本意，而是为了拢络人心，巩固国基，显然有政治企图在里边。

蒙古人不甘心金人的统治，总想推翻女真人的金王朝。但他们开初怕自己力量弱，不敢直接打金人，而是试着先打金人的朋友——以党项羌为主的西夏人，看看金人管不管。结果金人坐视未管，因而便一举灭了西夏，撤了金人的膀臂。然西夏人历来奉佛甚笃，为了收买西夏的人心，蒙古统治者不惜工本在杭州为西夏人译印河西字《大藏经》。这也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在里边。

明太祖朱元璋，皇觉寺和尚出身，坐皇帝后，马上在南京、北京分刻大藏，世称洪武《南藏》、《北藏》。永乐皇帝登极，是从侄子建文帝手里夺的皇位，不太正当，其侄失皇位后，有一种说法是落发为僧了。于是他也表示崇佛，亦雕印《南藏》与《北藏》。还重用僧人。另一种说法是流亡海外，于是他派郑和航海远行，寻找其侄朱允灯。其政治目的更是昭然若揭。

清刻汉文大藏经也一样，也有其政治意图。表面上说，是因为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刻的《北藏》“尚未经精密之校订，不足为据。”故要重刻。这种理由连三尺顽童都不信，因为永乐《北藏》传至雍正时已逾三百年，影响几无，还有什么校订精不精之说呢!这完全是借口。其真实的意图，完全在于消弭反清宣传，继续巩固国基，稳固自己的帝位。

明万历时民间僧众便开雕《径山藏》,后来又转移南方继刻，又称为《嘉兴藏》。《嘉兴藏》刻后，至明末清初，又继刻《续藏》,增书达310种。康熙五十五年又继刻《又续藏》,又增书达220种。满族人入关，大明鼎革，势如破竹。但很多不忘故国的明末遗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则表示既不做降臣，也不当顺民。于是穿上僧服，遁入山林僧寺，讲经说法，著书立说，宣传不投降主义。许多善良的人民对他们的为人表示敬佩，对他们的说教表示赞同，于是便自愿出钱，刊印他们的著作。如方以智的《愚者禅师语录》等，便被收入了《又续藏》中。这些明末遗民反清抗清的入藏著述，很使清廷高层统治者头痛。他们既不能下令禁毁佛藏，消弭反清宣传，又不能坐视不管，任其摇动大清根基，于是便想出了重刻大藏，剔除这些书的办法，借以依政府的力量和影响盖过《嘉兴藏》的《续藏》、《又续藏》的影响。此为清刻《龙藏》的政治目的之一。

另一政治原因，就是《续藏》、《又续藏》中还收有明末禅宗法藏、弘忍一派的著作。法藏的《五宗原》、弘忍的《五宗救》倡导的法门宗旨，是从上六祖五宗世代相传的真宗“法乳”。他们坚持己见，明确宣布不怕“触讳”。表示“有毁之者，甚至投毒、下狱、篆面、鞭背”,亦无所畏惧。“虽蹈鼎镬”亦在所不辞。他们提倡“隐迹岩丛，君王命而不来，诸侯请而不赴。”他们徒众很盛，明亡后，其学说思想的影响更加扩大，似乎具有强烈的反清煽动力。雍正皇帝看了这些极为恼火，因此在他下令重刻《清藏》的同时，便命人编著了两部书，一为《拣魔辩异录》,一为《御选语录》。他在《御选语录总序》中针对法藏、弘忍两书的观点，强烈谴责说，朕“御极以来，十年未谈禅宗。但念人天慧命……岂得任彼邪魔，瞎其正眼，鼓诸涂毒，灭尽妙心!朕实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在《御选语录》中更特别指责那破除偶像崇拜的“丹霞烧木佛，……实为狂参妄作!据丹霞之见，木佛之外别有佛耶?若此，则子孙焚烧祖先牌，臣工毁弃帝王位，可乎?”这就充分暴露了雍正皇帝下令重刻汉文大藏的目的，是要排斥摒弃这些不利于他“皇位独尊”的禅宗一派的宣传，而进一步稳固自己的皇位。所以这部大藏的重刻，并不是施主要“广种福田”,也不是僧众要祝皇上万寿，祈求国泰民安，而是隐藏着深刻的政治意图。但也正因为是政府出于政治需求，所以在刻印上便十分考究铺陈。

三、《清藏》的镌板与刷印

雍正十一年(1733)设藏经馆于北京东安门外贤良寺，派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画总理藏经馆事务。分设校阅官三人、监督九人、监造六十四人(均属朝廷命官或文人);总率四人、带领分析语录三人、带领校阅藏经四人、分领校阅六人、教阅三十八人(均为京城及南北丛林中博通教文的钦命高僧及僧人),共一百三十三人。晓夜校阅，鸠工重刊，历时五载，于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十五日全部工竣。

《清藏》以明《北藏》为蓝本，仍依《千字文》编号，自“天”至“机”,凡七百二十四字，每字一函，共七百二十四函，每函十卷，共七千二百四十卷。共收佛典一千六百七十五部。经板七万九千零三十六块。约六千七百万字。每函经第一册卷首均镌有雕刻精细剔透的卷首扉画《佛陀说法变相图》,及雍正御制碑形龙牌。每半叶五行，行十七字。字大如钱，行格疏朗，楮墨精良。

为了传诸永久，经板的选材，刻工的选人，都很讲究。古时刻书木板多选用梨木和枣木，故刻书又称“授之枣梨”或“寿之梨枣梨”。《清藏》经板采用了梨木，而梨木的选取“惟秋冬收脂之时采买锯板，方得平整不翘，一交春夏难免翘湿。”因而“严饬地方官凛慎办事。”(清史档案《文教类·朱批奏折·河南巡抚何藏奏为遵旨先办梨板三百块解送进京摺》)。这说明《清藏》之刻首先选了好木材，而在这好木材中，允禄、弘画又据“刻字匠禀称，经板长大，两面见刻，肿节潮湿且不可用，何况拼合。若只顾目前，苟且塞责，恐日后易裂，不惟徒费钱粮，亦且难重久远，是臣等不敢擅用拼合与肿节潮湿之板。”(清史档案《文教类·朱批奏折·和硕庄亲王允禄·弘画奏为刊刻藏经采买经板摺》)可见《清藏》之刻非但选用了好木材，好木材中还要精选出无肿节，不潮湿的良木锯板开雕。

经板如此，刻工也是招聘的良工。王渔洋曾经说过，清初京师无良工，乾隆以后良工渐多。允禄、弘画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故给乾隆皇帝的奏摺中说：“臣复议得刊刻藏经一部，用长二尺四寸、宽九寸、厚一寸一分梨木板约计七万三千一百余块，每块并脚价约用银三钱二分。……京师刻字匠役，不过四百余名，除上谕馆、武英殿等处雇用二百余名外，所剩无几。……臣请交三外织造照所定刻经板一块工价银七钱二分之例，令其招募数百名来京刊刻，庶时日不致迟滞，而工程均有裨益矣。”乾隆皇帝接奏后，批复“用内务府钱粮办理”。这样计算下来，仅经板及刻工钱就用将近八万两白银。这些上等梨木板，经过晾干、刨光、上油等多道整治工序后，才能操刀镌雕。由于当时选材精工，雕刻精到，所以板经二百六十年，迄今不裂，锋棱犹利，刷印出来仍刀锋清晰，着墨均匀。

乾隆三年(1738)刊刻竣事后，翌年，即乾隆四年便由清政府出资刷印了一百部，颁赐给全国的各大寺院，算是完成了雍正的未竟之功，满足了他的政治夙愿。

乾隆二十七年(1762)又奉旨用公帑补刷了三部。

同治十年(1871)正月二十八日，又奉旨为四川直隶泸州合江县法王寺刷印了一部。这次是泸州合江县法王寺僧空静、空瑞来京请印的，由长椿寺月翁老和尚具保，呈僧录司印堂老和尚申文掌仪司内务府中堂大人缮文奏准钦遵于二月十九日开工印刷，至四月十六日告竣，历时两个月。这次刷印是在今北京雍和宫东侧的柏林寺内进行的，所以柏林寺成了此经第三次刷印的场所。

1933年，国民政府林森等人在南京中山陵筹建藏经楼，安奉历朝大藏。到1936年便启印《清藏》一部。由此，当时全国南北名山大刹的善会闻风而起，又陆续请印了二十二部。这样计算起来，从乾隆四年(1739),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将近三百年，一共印了不过一百二十七部。且每部刷印时，其品种卷数也不尽一致。原因是经板刻好后，乾隆皇帝一有所悟便要撤板。据《修整清藏板库架记》可知：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皇帝下令撤出了《清藏》中钱谦益注的《楞严经疏解蒙钞》六十卷，板六百六十块。原因是钱谦益对清廷先降后诋毁，有才无行，大藏中不能保留他的东西。

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皇帝又下令撤出《永乐御制序赞文》一卷、《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一卷、《开元释教录》五卷、《辨伪录》六卷。共四种十三卷，毁板一百二十八块。原因是乾隆皇帝认为永乐是以藩王之臣的身份，夺了侄子朱允效的皇位，大逆不道，无所取。而《第一希有大功德经》宣扬了佛祖庇护的皇明，以大明是正统。乾隆皇帝不乐意说别人是正统，若承认明是正统，则清便是篡逆了，所以删除撤板。

乾隆四十一年(1778),乾隆皇帝又下令撤毁了武则天的《华严经序》、《大乘显织经序》、《入定不定经序》、《方广大庄严经序》、《佛说正契大乘经序》、《大乘入楞伽经序》的板片。已颁藏经也要撤毁序文。原因是武则天以女流篡坐大统，狂悖不伦。所以乾隆三十年以后再刷印的《龙藏》,便不是全藏了。实际是同治十年以后印的二十四部，无一是原出的全帙。

四、《龙藏》经板的保存与流传

乾隆三年(1738)《清藏》雕板镌事，乾隆四年(1739)刷印一百部之后，经板便移储故宫西华门内武英殿。原因是武英殿此期是清政府的修书处、刻书处，许多书籍版片都贮存在这里，故《龙藏》经板也一并贮存在此，以便统一管理。原来因为板贮大内请印不便，便由掌僧录寺正印、拈花寺住持达天移折内务府，请准将经板移贮柏林寺，批准“由僧录司及柏林寺住持共负保管之责，仍由内务府监督，请印便焉。”(《修整清藏板库架记》)但由于长时间内务府及僧录司疏于管理，致使板片凌乱，难于次第。直到光绪四年，才由理藩院经丞张平泉居士出资，请柏林寺住持，崑锋和尚购作经架凡百架放置经板，前后历时三年才整理就绪。民国初年，僧录司已经废置，经板便改由内务部和柏林寺住持负责保管。1920年，经叶公绰先生条陈，重加整理，编号上架。并为严加保管计，还制定了《颁给规则》八条、《保管规则》八条、《印刷规则》十二条，呈请大总统徐世昌公布执行。徐世昌仍指令由柏林寺住持负责保管。后因“皮板房屋岁久失修，部款支绌，既属无可挹注；而常住清苦，又复难于张罗，若不及时修葺，妥为保护，实觉打坏甚虞。”(《修整经板库架记》)故于1921年，又由一些热心公益的人士、佛教学者及僧徒组成了“龙藏经板保管协会”,拟定简章七条，并规定在俗会员每年交纳国币十二元，出家会员交纳六元。以协助官厅及柏林寺住持保管所有《龙藏》经板，俾无损坏。1928年，柏林寺住持台源和尚多方经营，始获五台山普济佛教会杨子繁及齐斐章、杨明尘、潘对凫诸居士的热心捐助，将经板库重加修茸。1933年，国民政府内务部将《龙藏》经板拨给了北平古物陈列所。1954年，柏林寺拨归北京图书馆使用，经板也随之交由北京图书馆管理。为使经板不受损失，北京图书馆又在柏林寺南山门外空地上盖了库房，列架保管。1982年8月，经国家批准，经板转交北京市文物局管理，文物局将经板由柏林寺移储智化寺，所剩经板凡74792块，经、律、论部分基本完好，杂藏部分有一些缺损。

五、文物出版社的刷印

1985年，文物出版社提出了刷印此经的设想，得到佛教协会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于是动手准备。他们工作步骤大致如下：

从上述程序看，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复杂。但要知道，这是一部大藏经，在七万四千多块板中进行操作，就复杂了。加上要补板、扫描补印，缺经配齐，再粘连摺叶，那就十分复杂了。乾隆四年、二十七年以前所印一百零三部经，分散在全国各寺院，历经二百多年，天灾兵燹屡有发生，故保存完帙者极罕。文物出版社这次刷印为了补成初第完帙，不惜南泛苕船，北游山寺，逐叶检阅，扫描配补，用心良苦。然善举向来要煞费苦心。今天全经再现，海内外普施，不能不说是功德无量。如有施主愿发善财，请经构藏皮于转轮，则亦是无量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