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福州藏包括东禅寺版和开元寺版两种大藏经，属于第三类南方系 统刻本大藏经。这两种刻本大藏经，不但开启了私版大藏经的先河，也是我国刻 本大藏经的主流系统江南大藏的起源。在汉文大藏经史中，福州二藏肩负了承前 启后的历史使命，研究二藏的雕造史，有助于理解汉文大藏经从北宋官版向南宋 私版转型的过程，也为今后研究其他江南诸藏积累经验和拓宽思路。为了批判性 地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推动日后的研究发展，本文将首先简要地概括福州藏的 定义和特征，然后回顾中日两国学者关于福州藏的百年学术积累。
关键词：福州藏 东禅寺版 开元寺版
中古汉文大藏经的历史分为写本时代和刻本时代，后者的刻本时代始于 10 世纪末北宋的官版大藏经（开宝藏），终结于 14 世纪初元代的官版大藏经（元官藏）。 从北宋、南宋和契丹、金、蒙古帝国的南北对峙到元统一全国后的三百多年之间， 至少诞生了十种汉文刻本大藏经。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中日学者从各 自的角度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宋元汉文大藏经的三分类法，标志着大藏经研究上升 到新阶段。
其中，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先生在 1978 年的《契丹大藏经小考》① 中，提出 了雏型阶段的分类法：北宋的开宝藏和后续的金藏和高丽藏等为第一类；以福州 东禅寺版大藏经和后续的开元寺版大藏经、南宋湖州的思溪藏、平江府的碛砂藏、 元代杭州的普宁藏等江南诸藏为第二类；当时佛宫寺发现契丹藏实物的信息尚未 传到日本，契丹藏暂且被归类为第三类。到 90 年代初，竺沙先生在两场重要演
① 竺沙雅章：《契丹大藏经小考》，收于《东洋史论集：内田吟风博士颂寿纪念》，京都：同朋舍，1978 年， 第 311-329 页。后来收入竺沙雅章《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0 年，292-311 页。
讲中公开了宋元大藏分类法的定型。最初是 1990 年 11 月 4 日东方学会第 40 回 会员总会上的演讲“宋元版藏经的系统”① ,第二次是 1992 年 12 月 12 日大谷大 学主办的第 77 回大藏会上的演讲“汉译大藏经的历史―从写经到刊经 ― ”② 。 竺沙先生从版本学的角度出发，根据大藏经的整体目录以及千字文编号，经本的 装帧、版式等外形特征，雕版和流通的地域等各项特征，将宋元时代的汉文刻本 大藏经分为三大类：开宝藏及其覆刻本高丽藏（初雕藏、再雕藏） 、金藏属于第 一类；契丹藏属于第二类；福州、湖州、苏州、杭州等雕造的江南诸藏为第三类。
同时，我国学者方广锠先生经过长期酝酿，在 1988 年的博士论文《八 - 十 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系博士学位论文）③ 以 及 1991 年出版的《佛教大藏经史（8―10 世纪） 》中，从目录学的角度推导出了 类似的三分法。方先生指出， 会昌废佛后，全国藏经逐步统一到《开元释教录 ·入 藏录》，但是各地藏经之间的差异，导致各地的《开元释教录 ·入藏录》开始发 生分化。这种“建筑在《开元释教录 ·入藏录》基础上的分化”， “使得刻本阶 段我国大藏经出现中原、北方、南方等三大系统”（11 页） 。方先生所说的中原 系统相当于竺沙先生所言第一类开宝藏系统，北方系统即第二类契丹藏，南方系 统即第三类的江南诸藏，这种命名在中韩学界影响深远。
本篇论文的主题福州藏包括东禅寺版和开元寺版两种大藏经，它们都属于上 述分类中的第三类南方系统。这两种刻本大藏经， 不但开启了私版大藏经的先河， 也是我国刻本大藏经的主流系统江南大藏的起源。在汉文大藏经史中，福州二藏 肩负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研究二藏的雕造史，有助于理解汉文大藏经从北宋 官版向南宋私版转型的过程，也为今后研究其他江南诸藏积累经验和拓宽思路。 为了批判性地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推动日后的研究发展，本文将首先简要地概 括福州藏的定义和特征，然后回顾中日两国学者关于福州藏的百年学术积累。
① 竺沙雅章：《宋元版藏经の系谱》（第 40 回东方学会全国会员总会演讲摘要），《东方学》第 81 辑， 第 190 页。
② 这篇演讲稿，加上演讲时使用的摘要和四张图版，后来刊登在 1993 年大谷大学出版的小册子《汉译大 藏经的历史―从写经到刊经―》。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 2000 年出版的《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271-291 页）， 但是省略了原文中附录的演讲摘要和四张图版。
③ 方广锠：《八 - 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 《法藏文库》硕博士学术论文、中国佛教学术论典 52，高雄： 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2 年。
一、《福州藏》概说——东禅寺版与开元寺版
唐代中期以后， 随着福建的地域开发，佛教也逐渐深入民心。唐末统治福 建的威武军节度使王潮（846-898 年） ，五代的闽国之主王审知（862-925 年。 909-925 年在位）都以护佛闻名。南唐保大二年（945）闽国灭亡，翌年福州被并 入吴越国的领土。吴越王族钱氏笃信佛教，福州佛教在吴越国时奠定基石。时至 北宋，福州的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号称佛国，寺院的社会地位崇高，经济实力雄厚。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北宋后半期，一向以印刷业和造纸业闻名的福州，迎来了 史无前例的两部私版大藏经的相继诞生 ①。
首先登场的是福州城外白马山东禅等觉禅院开板雕造的大藏经。该藏的《大 般若经》卷一前， 附有一篇题为“敕赐福州东禅等觉禅寺天宁万寿大藏”的官文 书副本，收录了崇宁二年（1103）陈旸向朝廷呈交的札子，以及徽宗（1100-1125 年在位）下赐“崇宁万寿大藏”藏额的敕牒，因此该藏亦俗称“崇宁藏”。本篇 文章统一称其“东禅寺版大藏经”，或者简称“东禅寺版”。东禅寺版的初雕事 业大约始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左右， 于政和二年（1112）三月竣工。同年同月， 福州城下的开元寺也开始雕造大藏经，到绍兴二十一年（1151）二月基本告成。 这套大藏经的卷首题记自称“毗卢大藏经印板一副计五百余函”，所以俗称“毗 卢藏”。 本篇文章统一称它“开元寺版大藏经”，或者简称“开元寺版”。这两 种福州藏，在南宋的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 年）曾进行补雕和续雕。后来 经板几经修补，直到元代仍用于印造和流通。
和北宋官版大藏经（开宝藏）相比，福州二藏最显著的外形特征就是它们采 用经折装帧。从东禅寺版、开元寺版开始，所有发源于江南的刻本大藏经采取的 都是经折装。福州二藏每册外套深蓝色包衣，标准版式为每版（1 版就是 1 纸）6 折， 每半叶 6 行，每版 36 行，每行约 17 字② 。学者们在考察实物时注意到，当 1 册 的纸数超过 13 张纸时，该册的正中央就会出现一张 5 个半叶 30 行的印版作为转
① 关于福州版的概述，可参考以下著作。小川贯弌：《福州版：崇宁万寿藏と毗卢藏》，收于大藏会编：《大 藏经 - 成立と变迁》， 京都：百华苑，1964 年，第 43-52 页；野泽佳美：《佛国福建と二つの大藏经 - 福州版 -》， 收于《印刷汉文大藏经の历史 - 中国 ·高丽篇 -》， 东京：立正大学情报メディアセンタ -，2015 年，第 38-49 页： 野泽佳美：《福州版（东禅寺藏·开元寺藏）の刊行》，收于京都诸宗学校连合会编：《新编大藏经——成立と变迁》， 京都：法藏馆，2020 年，第 106-114 页。
② 除了标准版式以外，还有一些典籍采用特殊版式（异版）。例如，北宋雕版的《楞伽经》四卷、《大 藏经纲目指要录》八卷等，以及南宋续雕的《首楞严义海》三十卷和天台教典八十一卷等都采用异版。
折点①。包衣右半页有手写经题、卷次、千字文函号（例如：“大般若经卷第一天” 等） ，每卷首尾分别有各卷首题、尾题、下刻千字文函号（例如： “大般若波罗 蜜经卷第一天”等）。二藏的版心注明该版的千字文函号、略经题、卷次、版次、 刻工名（例如：东禅寺版的版心作“天 十卷 一 周文”，开元寺版的版心作“天 一卷 二 刘中”）， 有时尾题前后或有印工墨印。经册分函包装， 每函约十册不等， 另附一册随函音义，收录经中难字的注音和释义。每册收录的典籍多为一卷，有 些短小的经典也有二经、三经乃至二十几经同册等情况，因此藏经的总册数和经 典的总卷数之间是有出入的。东禅寺版的纸面或纸背，往往可见正方形朱印“东 禅经局”“东禅大藏”“东禅染经纸”等。开元寺版的纸背，也常钤有“开元经 司”“开元经局”“开元经局染黄纸”等方形朱印 ②。
福州二藏还有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大部分经本的卷首都刊有几行小字题记， 其中往往注明年代，有助于推测该卷的刊刻年代。例如，东禅寺版初雕期的卷首 题记中，最古老的年代是北宋元丰三年（1080），最新的是政和二年（1112）三月， 因此推测东禅寺版的初雕事业始于元丰三年左右， 下至政和二年三月前后。同样， 开元寺版也是根据卷首题记的年代，判定初雕期始于北宋政和二年三月，迄至南 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二月。除了卷首题记，福州二藏的卷末有时另有布施题记， 注明各卷的布施者姓名、布施金额、发愿内容等。这些内容丰富的题记，是梳理 福州藏雕造史时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无论东禅寺版还是开元寺版，福州刊刻的两种宋版大藏经，在国内失传已久， 相对完整的藏品大多收藏在日本③ 。现存的福州藏都是东禅寺版和开元寺版的混 合藏，混配的比例各不相同。有时一册（一帖）东禅寺版当中，会夹杂一两张开 元寺版，反之，也有开元寺版经本中混配东禅寺版的情况，日本学者称其“混合
① 参见牧野和夫：《福州宋版大藏经の研究 - 宋版一切经の“一板五面三十行”に关する一考察 -》，《实 践女子大学文学部纪要》第 53 号，2011 年，第 1-12 页（中文版《关于宋版大藏经中“一版五半叶三十行”版片 的考察》，收于《藏外佛教文献》第十四辑）；佐佐木勇：《宋版一切经东禅寺版に五面の一纸が插入された理由》， 《广岛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纪要（第二部）》第 63 号，2014 年，第 348-356 页；牧野和夫：《福州版大藏经 における刻工と印面 - 东禅寺版》，《实践国文学》第 88 号，2015 年，第 51-71 页）。
② 这段描述参考了野泽佳美：《佛国福建と二つの大藏经 - 福州版》， 第 41-42 页，以及野泽佳美：《福 州东禅等觉院の大藏经开板》，第 109-110 页。
③ 关于国内外现存的福州藏及其零本，可参考以下论文。中村菊之进：《宋福州版大藏经考（一）》， 《密教文化》第 152 号，1985 年，第 20-40 页；沈乃文：《宋雕“崇宁藏”“毗卢藏”残卷考》， 《中华文史论丛》 2008 年第 3 期，第 65-136 页；梶浦晋：《日本的汉文大藏经收藏及其特色——以刊本大藏经为中心》， 《版本目 录学研究》第二辑，2010 年，第 436-457 页。
帖”① 。因为东禅寺版和开元寺版先后于福州问世，两者外形特征酷似，如今又 以混合藏或混合帖的形式流传，往往合称福州版大藏经，简称“福州藏”或“福州版”。
二、《福州藏》的百年学术史综述
（ 一 ）国内的研究传统和最新动态
我国学者对福州藏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 20 年代的罗振玉。先生早年 旅居日本，在京都的书肆曾购得数十卷宋元刻本藏经，并且在当地的大藏会上鉴 赏过刻本藏经的珍品② ,回国后撰写了《宋元释藏刊本考》（1920 年）③。文中 明确指出东禅寺本中的年号始于元丰，及元祐、绍圣、元符、建中靖国、崇宁， 讫至大观而止，推测该藏的雕版起于元丰，讫于大观。其雕造之初拟刊 500 函， 至元祐年间增为 500 余函。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 宗室赵士衎因经板损耗严重， 特施俸资修复，圆满一藏，计 560 余函。乾道年间奉旨增刻。最后元代至治年 间， 比丘祖义募缘大规模修复经板。其次，福州开元寺从北宋末募缘雕造毗卢大 藏 500 余函，观其题记年号始自政和，及宣和、建炎、绍兴，此间知泸州军州事 冯楫舍财添镂 30 函，最终告成于南宋之初。
十年后，梅光羲在《佛典略说》（1930 年）④ 谈及福州二藏。他认为东禅寺 版的雕造始于元丰三年（1080） ，崇宁三年（1104）刻成，共耗时 24 年；开元 寺版的雕造，自政和二年（1112）到绍兴二十一年（1151），历时 40 年。
① 参见：[ 日 ] 野泽佳美：《金泽文库藏宋（福州）版一切经について》；牧野和夫：《宋刊一切经に关 する一、二の问题：我邦舶载东禅寺版の“刊 ·印 ·修”の问题を轴に》， 《实践国文学》第 73 号，第 87-102 页； 中村一纪：《关于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福州版大藏经中的混合与印章》，《汉文大藏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 年，上海师范大学宗教研究所）。
② 所谓大藏会，是日本定期举办的一种佛教典籍的展览。从 1915 年开始举办，至今已有百年以上的悠久 历史。
③ 罗振玉：《宋元释藏刊本考 - 碛砂藏》，收于《永丰乡人杂著及续编》第二册， 1920 年，第 7-8 页。 后来收入《大藏经研究汇编》上册（现代佛教学术丛刊⑩) ,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 1977 年，第 271-280 页。 文中记载：“释藏刊本源流。我国目录学家，罕记述者。往岁在海东，于西京书肆，先后得宋元椠残经数十卷， 后多有题记。欲据以考宋元刊本， 而苦所见之隘。会彼国连年间大藏会， 因得纵观名山大刹之藏。知宋代凡五刻， 始刊于蜀，继刊于闽浙。元代凡三刻，刊于浙者再，刊于吴者一。爰根据耳目所及，为《宋元释藏刊本考》。庚 申七夕上虞罗振玉书于津沽集贤村舍。”（《大藏经研究汇编》上册，第 271 页）
④ 梅光羲：《佛典略说》， 《海潮音》第 11 卷第 8 期，1930 年，第 1-19 页。后收入张曼涛编：《大藏 经研究汇编》上册（现代佛教学术丛刊⑩),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 年，第 1-47 页。
此后， 叶恭绰《历代藏经考略》（1937 年）① 用表格的方式概括了福州二藏 的外形特征和雕版年代。根据他的描述，东禅寺版的版式为每半叶 6 行、每版共 30 行、每行 17 字；雕造年代始于元丰三年（1080），政和二年（1112）完工； 南宋绍兴年间修复；乾道八年增补；到元代至治、泰定年间另有修复。他注意到 关于该藏的总数，说法不一。日本学者桥本凝胤《宋版一切经考》认为是 595 函、 6434 卷；但《东寺目录》的千字文编号从天 1 到实 580 函。开元寺版的雕造时期 从北宋政和二年（1112）到乾道八年（1172） ，版式与东禅寺版相似，但总数为 567 函、6117 卷。叶恭绰最早开始关注福州藏的外形特征，也是最早采用“崇宁 万寿大藏”“毗卢大藏”称呼的学者，这种称呼后来被大多数国内学者采纳。
后来，李圆净《历代汉文大藏经概述》（1948 年）② 也采用图表形式总结 了福州二藏的概要。他认为崇宁万寿大藏的雕造从元丰三年（1080）到崇宁三年 （1104），绍兴二十六年（1156）修补， 乾道八年（1172）到淳熙三年（1176） 增刻 31 函，全藏总数 595 函、6434 卷。毗卢大藏的雕造从政和五年（1115）到 绍兴二十年（1150），乾道八年（1172）补刻禅籍，全藏总数 567 函、6117 卷。
周叔迦《大藏经雕印源流纪略》（1954 年）③ 指出，东禅等觉院大藏经的雕 造从北宋元丰三年（1080）到南宋淳熙三年（1176），凡 97 年间，先后共刻成 595 函、 1450 部。版式是梵夹式，半叶 6 行，每行 17 字，每函附音释一帖。但更字函以 下十函收录的天台宗章疏每行 19 字。至于开元寺大藏经，雕造年代从政和二年 （1112）到绍兴二十一年（1151）凡 40 年，全藏总数 564 函，版式和字体与东 禅寺版相同，但不及思溪藏的精巧。
此外，蔡念生《三十一种藏经目录解说》（1977 年）④ 认为，崇宁藏的雕造 从元丰三年（1080）到崇宁三年（1104），先刻天 1 函到群 479 函，共 1087 部； 乾道年间续刻 354 部，从英 480 函到虢 580 函，通前共 1441 部，昭和法宝编作 1440 号。毗卢藏的雕造从政和五年（1115）到绍兴二十年（1150） ，乾道八年补
① 叶恭绰：《历代藏经考略》，收于胡适、蔡元培、王云五编：《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7 年，第 25-42 页。后收入《大藏经研究汇编》上卷，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 年，第 49-65 页。
② 李圆净：《历代汉文大藏经概述》，原载于《南行》第 6 期，1948 年，后收入张曼涛编：《大藏经研究汇编》 上册（现代佛教学术丛刊⑩),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 年，第 93-104 页。
③ 周叔迦：《大藏经雕印源流纪略》， 《现代佛学》1954 年四月号，第 17-20 页。周叔迦：《大藏经雕 印源流纪略（续完） 》， 《现代佛学》1954 年五月号，第 11-15 页。后收于《大藏经研究汇编》上册（现代佛教 学术丛刊⑩), 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 年，第 67-92 页；《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下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91 年，第 551-570 页。
④ 蔡念生：《三十一种藏经目录解说》， 张曼涛编：《大藏经研究汇编》下册（现代佛教学术丛刊⑰), 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 年，第 223-350 页。
刻禅籍。全藏从天 1 函到虢 580 函（后附旦 542 函到营 544 函十八部补遗），共 1464 部。
道安《中国大藏经雕印史》（1977 年）① 认为，东禅寺版的雕造从元丰三年 （1080）以前开始， 到政和二年（1112）完成“崇宁万寿大藏”一副，共 564 函、 1430 部、5700 余卷。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 宗室赵士衎支援修补经板。乾道、 淳熙之间，增刻《大慧语录》《楞严义海》、天台三大部等 16 函，全藏总数达 580 函。印经活动一直进行到元代至治、泰定年间，长达两百多年。开元寺毗卢 大藏经的雕造，从政和二年（1112）二月开始， 到绍兴二十一年（1151）正月完成。 隆兴二年（1164）增刻契嵩《传法正宗记》《辅教编》，淳熙三年（1176）增刻 天台三大部等。咸淳四年（1268）修补板木，印经活动直到元代大德年间。福州 二藏为折帖装帧， 版式为每行 17 字，每面 30 行，卷首有题记，题号下有千字文。 不同的是，开元寺版比东禅寺版的版面略小，并且欠缺字函音释。
从 1957 年到 1960 年， 吕澂曾为《中国佛教百科全书》撰写了 20 余篇条目， 其中一篇就是《福州版藏经》② ,后来收入《吕澂佛学论著选集》第三卷（1991 年）③ 。这算是国内关于福州藏研究的第一篇单篇论文，讨论更为系统也更为具 体。文中指出，东襌寺版的雕造始于元丰三年（1080） 以前，政和二年（1112） 宣告结束，完成了 564 函、共 6030 卷；开元寺版的雕造始于政和二年（1112）， 到绍兴二十一年（1151）刻成相同的函数和卷数。后来，东襌寺版在乾道七年（1171） 到淳熙二年（1176）补刻了《大慧语录》《首楞严义海》和天台三大部著述 16 函（多 565 函 - 虢 580 函）、11 部、141 卷；开元寺版则于隆兴二年（1164）补刻了《传 法正宗记》和《辅教篇》。东襌寺版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和元代至治年间， 经过大规模的修补。吕澂的《福州版藏经》借鉴了当时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富 于启发，对国内后来的研究影响很深远。
近年来，柏明《〈毗卢藏〉〈普宁藏〉刊刻年代》（1987 年）④ 检验众家之说后，
① 道安：《中国大藏经雕印史》， 张曼涛编：《大藏经研究汇编》上册（现代佛教学术丛刊⑩) , 台北： 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 年，105-167 页。
② 从 1957 年到 1960 年，吕澂为《佛教百科全书》撰写了 20 余篇条目，其中 10 篇是汉文刊本大藏经的介绍， 包括《宋刻蜀版藏经》《福州版藏经》《思溪版藏经》《碛砂版藏经》《金刻藏经》《元刻普宁版藏经》《洪武南藏》 《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清藏》。但是《中国佛教百科全书》没能及时出版，这些论文于 1991 年收入《吕澂 佛学论著选集》三（济南：齐鲁书社出版）， 部分收入《中国佛教》第五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内容略有差别。参照：丁徐清：《吕澂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知性向度》， 《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论实践研究》， 2018 年，第 646-662 页。
③ 吕澂：《福州版藏经》，《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三，济南：齐鲁书社，1991 年，第 1447-1454 页。
④ 柏明：《〈毗卢藏〉〈普宁藏〉刊刻年代》，《文博》1987 年第 3 期，第 59-64 页。
指出毗卢藏的雕造年代始于政和二年，终于绍兴十八年（1148）；隆兴二年（1164） 补刻《传法正宗记》和《辅教编》； 乾道八年（1172）补刻禅籍；淳熙三年（1176） 增补天台三大部等。
另外，刻本大藏经的专家李际宁有两篇论文讨论福州藏，一是《〈崇宁藏〉 名称的来历》（2002 年）① 介绍了东禅寺版大般若经卷一前的官文书，考证了北 宋朝廷敕赐崇宁藏名的经过；二是《“崇宁万岁寺”或“崇宁万寿寺”考》（2007 年）② ,以上述官文书为依据，订正了《淳熙三山志》中的错误。
关于福州藏的讨论，何梅的以下论著很有代表性。一是《关于《毗卢藏》《崇 宁藏》的收经及总函数问题》（1995 年）③ , 讨论了《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中， 会函到颇函的 13 函、8 部典籍，以及旦函至营函的 3 函、18 部典籍的定位问题。 二是《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的第五章“北宋版《崇宁藏》和《毗卢藏》”④ , 对福州二藏的雕造、目录结构等有详细和系统的讨论。最后也是最新的成果，是《历 代汉文大藏经目录新考》上册《（十）〈福州版大藏经〉目录校释》 ⑤ 中的阐述。 总体而言， 国内的福州藏研究虽然有百年的传统，但受资料和研究环境的制约， 尤其近年来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进展。
（二）日本的研究传统和最新动态
日本作为唯一保存了完整的福州藏的国家，文献资源方面得天独厚，相应的 调查研究也就持久和活跃。明治时代，净土宗学僧鹈饲彻定通过知恩院藏福州藏 目录的整理、遍访各地藏书，搜集和抄录题记，积累了大藏经的一手材料。他在《大 藏折本考》（1852 年）⑥ 和《古经题跋》（1863 年）⑦ 中，对福州藏有简短的论述。 大正时代，常盘大定的《大藏经雕印考》（1913 年）⑧ 承前启后。昭和初年，大
① 李际宁：《〈崇宁藏〉名称的来历》， 收于《佛经版本》（中国版本文化丛书），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 2002 年，第 70-73 页。
② 李际宁：《“崇宁万岁寺”或“崇宁万寿寺”考》，收于《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年，第 1-6 页。
③ 何梅：《关于〈毗卢藏〉〈崇宁藏〉的收经及总函数问题》，《世界宗教研究》1995 年第 3 期，第 51-59 页。
④ 何梅（执笔）：《北宋版〈崇宁藏〉和〈毗卢藏〉》， 收于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第 161-222 页。
⑤ 何梅：《〈福州版大藏经〉目录校释》，收于《历代汉文大藏经目录新考》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14 年，第 63-73 页。
⑥ 鹈饲彻定：《大藏折本考》，收于《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三卷，第 1416-1417 页。
⑦ 鹈饲彻定：《古经题跋》二卷（1863 年序），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治二年刊本。
⑧ 常盘大定：《大藏经雕印考》，《哲学杂志》第 28 卷第 314 号，1913 年，第 381-411 页。
藏经的近代研究迎来曙光，该领域的先驱小野玄妙，确立了以实物考察为基础的 研究方法。小野关于福州藏的研究，始于《东寺经藏的北宋本一切经》（1929 年）① , 集大成于《佛书解说大辞典别卷：佛教经典总论》（1936 年）② 中的《北宋福州 东禅等觉院崇宁万寿大藏目录》（第 781-808 页）和《北宋福州开元寺大藏经目录》 （808-812 页）。此间， 桥本凝胤《宋版一切经考》（1935 年）③ 也论及福州藏。
上个世纪 30 年代以来，日本各地的收藏单位，开始陆续公开各自的藏书目 录和报告书等④。其中，东禅寺版的目录包括：水原尧荣《劝学院藏宋板一切经 目录》（1931 年）、《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一卷（1929 年）收录的《上醍醐寺 藏一切经目录》（1843 年）、《昭和再录宋版一切经目录》（1938 年）、《上 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经调查书》（1962 年）、《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一卷收录的《东 寺经藏一切经目录》、文化财保护委员会《东寺一切经调查书》（1959-1962 年）、 小岛惠昭等编《本源寺藏宋版一切经调查报告》（1979 年）、《本源寺藏宋版一 切经调查报告订正追记》（1980 年）等。以开元寺版为主的目录包括：宫内省图 书寮《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以及《附录：大藏经细目》（1930 年） 、朝日道雄 《京都知恩院藏福州版大藏经刊记列目》（1940 年）⑤ 、中村菊之进《中尊寺经 藏宋版大藏经目录》（1954 年）、《神奈川县立金泽文库保管宋版一切经目录》 （1977 年）等，都为开元寺版的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这些目录、报告等基础资料陆续公开以后，关于福州藏的讨论也随之活跃。 大藏经的专家小川贯弌，1958 年接连出版了《福州崇宁万寿大藏的雕造》⑥、《福 州毗卢大藏经的雕印》⑦ 两篇论文。又以此为基础，撰写了《大藏经─成立与变 迁─》（1964 年）中的《福州版──崇宁万寿藏和毗卢藏》（第 43-52 页）⑧ 。 中村菊之进，继 1984 年的《宋明州王公祠本大藏经考》⑨ ,连续刊登了《宋福州
① [ 日 ] 小野玄妙：《东寺经藏の北宋本一切经に就いて》，《密教研究》第 34 号，1929 年，第 23-54 页。
② [ 日 ] 小野玄妙：《大藏经概说：钦定大藏经下、刊本时代》，《佛书解说大辞典别卷：佛教经典总论》， 东京：大东出版社，1936 年，第 674-863 页。
③ [ 日 ] 桥本凝胤：《宋版一切经考》，日本古文化研究所，1935 年。桥本凝胤著、惠敏译：《宋版一切经考》， 张曼涛编：《大藏经研究汇编》下册（现代佛教学术丛刊⑩) , 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 年，第 115-149 页。
④ 关于日藏福州版的现存状况以及相关目录，参见拙论《福州藏的现存状况》待刊。
⑤ [ 日 ] 朝日道雄：《京都知恩院藏福州版大藏经刊记列目》，《密教研究》第 72 号，1940 年，第 70-98 页。
⑥ [ 日 ] 小川贯弌：《福州崇宁万寿大藏の雕造》，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 6 卷第 2 号，1958 年，第 207-212 页。
⑦ [ 日 ] 小川贯弌：《福州毗卢大藏经の雕印》，《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 7 卷第 1 号，1958 年，第 274-277 页。
⑧ [ 日 ] 大藏会编、小川贯弌执笔代表：《大藏经 - 成立と变迁 -》，京都：百华苑，1964 年。
⑨ [ 日 ] 中村菊之进：《宋明州王公祠本大藏经考》， 《文化》第 48 卷第 1-2 号，1984 年，第 93-99 页。
版大藏经考（一）》（1985 年）①、《宋福州版大藏经考（二） 》（1986 年）②、 《宋福州版大藏经考（三）》（1986 年）③ 三篇论文。全面考证了福州东禅、开 元二寺的历史沿革，并梳理福州二藏的雕造历史，为日后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代的日本学者继承了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包括福州藏在内，至今主流的大 藏经研究依然立足于藏经实物的整理、编目、考察。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开始， 关于福州藏的讨论，开始趋于具体和细化。例如，尾崎康《东禅寺万寿大藏、开 元寺毗卢大藏、思溪圆觉大藏以及各藏的刻工》（1989 年）④ , 以及野泽佳美《宋 版大藏经与刻工─附 ·宋版三大藏经刻工一览（稿）》（1999 年）⑤ 以从事雕藏 的刻工为线索，讨论了福州藏、思溪藏等宋版雕藏事业之间的互动。除了雕藏事业， 现存诸藏中发现的修补题记，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这不仅涉及后世福州藏经板 的几次大规模修补事业的展开，修补题记的有无还有助于现存藏经印造年代的断 代。这方面的研究， 以野泽佳美的《金泽文库藏宋（福州）版一切经》（1999 年）⑥ 为起点，近年牧野和夫的讨论更为细致和严密。
除了上述论文，野泽还有三篇论著和福州藏有关，一是《宋 ·福州版开元寺 藏的题记 - 资料整理与问题点 -》（2009 年）⑦ 整理了开元寺版的纪年题记，也 点明了今后福州藏研究有待解决的课题。二是《印刷汉文大藏经的历史─中国 ·高 丽篇─》（2015 年）收录的《佛国福建与当地的两种大藏经─福州版─》⑧ 。三 是京都诸宗学校连合会编《新编大藏经──成立与变迁》（2020 年）收录的《福 州版（东禅寺藏 ·开元寺藏） 的刊行》⑨。这些论著清晰地阐述了福州藏的特色 和相关研究的学术前沿，也指出了今后的研究课题，对初学者尤其有益。
① [ 日 ] 中村菊之进：《宋福州版大藏经考（一）》，《密教文化》第 152 号，1985 年，第 20-40 页。
② [ 日 ] 中村菊之进：《宋福州版大藏经考（二）》，《密教文化》第 153 号，1986 年，第 36-60 页。
③ [ 日 ] 中村菊之进：《宋福州版大藏经考（三）》，《密教文化》第 154 号，1986 年，第 23-50 页。
④ [ 日 ] 尾崎康：《东禅寺万寿大藏、开元寺毗卢大藏、思溪圆觉大藏とその刻工について》，收于《正 史宋元版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89 年，22-37 页）所收。
⑤ [ 日 ] 野泽佳美：《宋版大藏经と刻工 - 附、宋版三大藏经刻工一览（稿）》， 《立正大学文学部论丛》 第 110 号，1999 年，第 29-53 页。
⑥ [ 日 ] 野泽佳美：《金泽文库藏宋（福州）版一切经について》， 1999 年 6 月 20 日，立正大学史学会 大会发表。
⑦ [ 日 ] 野泽佳美：《宋福州版开元寺藏の题记について - 整理と问题点 -》， 《立正大学文学部论丛》 第 129 号，2009 年，第 45-81 页。
⑧ [ 日 ] 野泽佳美：《佛国福建と二つの大藏经 - 福州版 -》，收于《印刷汉文大藏经の历史 - 中国·高丽篇 -》， 东京：立正大学情报メディアセンタ -，2015 年，第 38-49 页。
⑨ [ 日 ] 野泽佳美：《福州版（东禅寺藏·开元寺藏）の刊行》，收于京都诸宗学校连合会编：《新编大藏经 -- 成立と变迁》，京都：法藏馆，2020 年，第 106-114 页。
进入 21 世纪后，整体上有两个福州藏的研究团队的动态最引人瞩目。 一是 广岛大学小林芳规统率的醍醐寺宋版大藏经调查团。二是牧野和夫率领的调查团 队，对知恩院、本源寺、金泽文库等收藏的福州版大藏经，开展了极为全面的实 物考察。牧野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包括： 《日本引进东禅寺版的刷印时期的相 关事实 - 东寺藏一切经本东禅寺版和本源寺藏一切经本东禅寺版的刷印时期》 （2004 年），《宋刊一切经的一两个问题：以日本引进东禅寺版的“刊、印、修” 相关问题为脉络》（2008 年）① 等。他从实物和实证的角度出发， 确立了“雕造、 印造、修补”为支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
福州藏的实物研究，也包括藏经外形特征的讨论。例如，牧野的《福州宋版 大藏经研究 - 关于宋版一切经“一板五面三十行”的考证》（2011 年） ，《福州 版大藏经的刻工和印面 - 东禅寺版 -》（2015 年）等，都是从实证角度探讨东禅 寺版的补修、印造、外形特征等。同样，长年参与醍醐寺藏东禅寺版调查工作的 佐佐木勇也在《宋版一切经东禅寺版中插入五面一纸的理由》（2014 年） 中讨论 了东禅寺版的版式特征及其理由。
近年来，福州藏研究中，最令人喜闻乐见的进展主要有二。一是斯道文库《宫 内厅书陵部收藏汉籍集览──书志书影、全文影像资料库》上公开的宫内厅书陵 部藏开元寺版的微卷图版。二就是上述的小林芳规率领的研究团队于 2015 年出 版的《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经目录》（六册） ② 。这套目录是一套极为规范、完整、 细致的刻本大藏经的书志目录，体现了该研究团队的学术水平和裨益学界的无私 境界，为文献学研究的领域和学人都树立了优良的典范。无论宫内厅书陵部的微 卷图版，还是醍醐寺藏本各卷的详细书志信息和卷首、卷末的题记录文，两者的 公开对于今后的福州藏研究的发展，意义非常重大。
① 参见：[ 日 ] 牧野和夫：《我邦舶载东禅寺版の刷印时期についての一事实 - 东寺藏一切经本东禅寺版 と本源寺藏一切经本东禅寺版の刷印时期 -》， 文部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A)东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编： 《ナオ ·デ · ラ · チ - ナ》第 6 号，2004 年，第 11-15 页；牧野和夫：《宋刊一切经に关する一、二の问题：我 邦舶载东禅寺版の“刊 · 印 ·修”の问题を轴に》等论文。
② 总本山醍醐寺编：《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经目录》（全六册），东京：汲古书院，2015 年。第一册到第 五册是《目录篇》，最后一册是《别册、影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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