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库提要

四库提要的主要执笔者

主持提要编纂工作的著名学者纪昀，得到戴震、周永年、翁方纲、姚鼐、邵晋涵、余集等学者的鼎力协作，终有所成。在此对诸人生平略作介绍。

纪昀（1724—1804），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其后一直在翰林院供职，从庶吉士做到侍读学士。三十三年（1768）由于漏泄禁中语，得到谪戍乌鲁木齐的严厉处分。两年后得以“恩命赐还”，仍入翰林院。不久《四库全书》开馆，乾隆帝赏识纪昀的才学和能力，命其为总纂官，成为全书编纂的主要责任人。其后十七年，纪昀不舍昼夜，全力以赴，为此一学术工程的完成竭尽心力。纪昀晚年得享尊荣，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谥文达。纪昀的著作有《纪文达公遗集》、《阅微草堂笔记》等，他在文言小说写作和文学批评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

戴震（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是当时最有名的学者，成就涉及众多方面。他以举人特召入四库馆，参与整理经学、小学、算学类图书和《水经注》，因积劳成疾而在馆去世。周永年（1730—1791），字书昌，山东历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他学识渊博，因倡儒藏说促成《四库全书》的编纂，入馆后负责《永乐大典》辑佚书，出力甚多。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官至内阁学士。长于金石、书画、词章之学，论诗主肌理说。姚鼐（1732—1815），字姬传，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以礼部主事为四库纂修官。后告归主讲江南紫阳、钟山书院四十年，是桐城派古文的领袖人物。邵晋涵（1743—1796），字二云，号南江，浙江余姚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官至文渊阁直阁事。长于史学和经学，是史学家钱大昕的门人。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纪昀的功绩。四库馆总纂官有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三人，纪昀是领衔者。他从乾隆三十八年入馆，直到五十五年全书告竣，前后十七年，始终其事，未遑稍息。其门人刘权之《纪文达公遗集序》云：“盖《四库全书》开馆，吾师即奉命总纂，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不唯过目不忘，而精神亦足以相副。”其间纪昀曾长期寄住于四库馆内，夙兴夜寐，全力以赴，全书完成时的《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也出自他的手笔。《四库全书总目》的写定，包含了大批纂修官的智慧和心血，总纂官陆锡熊等也参与提要的笔削，功绩当然不能算在纪昀一人身上。但就当时学者的评述来说，多用“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四库总目》”（朱珪《纪晓岚墓志铭》）、“特命吾师总撰《四库全书总目》，俱经一手裁定”（刘权之《纪文达公遗集序》）、“美富罗四库之储，编摩出一人之手”（嘉庆帝《御赐碑文》）、“其编目提要，皆公一手所成，最为赡博”（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之类评述，肯定他个人的巨大贡献。现代学者援据纪昀本人的叙述，比较分纂稿与《总目》的差异，并参酌纪昀文集中论述与四库提要中许多暗合的论述，作了充分的论证。清末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卷四载其比读姚鼐分纂稿后云：“乾隆中开四库馆，惜抱预校录之列，此其拟进书题。以提要勘之，十仅采用二三。惜抱学术与纪文达不同，宜其凿枘也。”黄云眉《邵二云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八年”也认为邵晋涵所撰各篇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载，字句颇多异同。若《史记提要》、《后汉书提要》、《新唐书提要》则面目迥殊。”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即据以认为：“提要各稿，嗣经纪氏画一之后，则原撰者之意趣精神早已无存。”“今之《总目》，则纯属纪氏一家之言矣。”都是较为客观公允的论述。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自序中认为纪氏以一人之力而承担全书的定稿责任，经其手后，不少提要稿都“考据益臻详赡，文体亦复畅达”，达到了很高水平，并体现了统一的风格。

在肯定纪昀和分纂学者的成就时，还必须指出，《总目》是以钦定的名义刊布的，书中包含了从乾隆帝以下无数学者的心血，是官修的集体成果。纪昀在《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中，即列举了80多项乾隆帝的“睿鉴”。今人司马朝军以乾隆御题诗文与提要内容逐一参证，证明其旨意都在提要中得到落实。（见氏著《〈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第一章《〈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页1—115）四库各书都注明承办抄录校阅官员的姓名，从事《大典》辑佚的人员也多可考知，他们的工作也为提要纂写提供了许多线索。现在还有一些四库底本保存下来，其中颇多签条和批校，包含与该书有关的一些史料，这些材料都很珍贵。

四库提要的编撰方法

提要的编撰方法，一般先由负责某书校定辑录的纂修官拟出初稿，再由总纂官交上述诸位学有专长的学者进行考证、修改、润饰，成为分纂稿。总纂官再对分纂稿作出增删改写，形成定稿。在每一部图书校写完成进奏时，即将提要稿列于书首，由三位总纂官具名进献。相比于文本的写定来说，提要撰写有更为艰难的地方。文本写定，只要得到善本，汇聚不同的文本，按规范操作，较易于见功。但提要的撰写，作者事迹要备征史传钩稽线索才能弄清楚，成书过程和文本流传则要广引书志、详核文本异同方能理出端末，而涉及对一部书的学术评价，则要反复研读全书，引据前人对此书的评述，然后折中群言，分析利病，作出允洽的评议。由于编入四库全书的古籍约3500种，加上存目6700多种，需写提要的书籍有逾万种之多，且每一种书都牵涉到极其复杂的学术问题，参与提要编写的学者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有很多分歧，纪昀与各位馆臣为此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反复修改，才得以定稿。现在还可以见到的各家分纂稿和各阁提要的差别，以及书前提要与定本《四库全书总目》所收提要的不同，留下了当时反复修改的可贵记录。

各馆臣的分纂稿，依靠各家文集和手稿有部分保存，近年分别有学者将此部分文稿加以整理出版，计有《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手稿藏澳门中央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影印本，2005年出版吴格整理本）、《四库提要分纂稿》（吴格、乐怡整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和《〈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张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现知存翁方纲982篇（澳门存手稿数。另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复初斋文集》稿本中还有数十篇）、姚鼐89篇（88篇见《惜抱轩书录》，另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底本中存1篇）、邵晋涵37篇（见《南江文钞》卷一二）、陈昌图13篇（12篇见《南屏山房集》卷二一，另《知不足斋丛书》本《江南馀载》存1篇）、余集7篇（见《秋室学古录》卷一、卷二），以及邹奕孝、郑际唐、程晋芳、庄通敏各1篇，佚名6篇。这些分纂稿保存了提要初稿的面貌，而四库各阁的书前提要则是经过总纂官纪昀改写后，列在奏进本卷首的初定稿。两相比读，可以见到有很大差别。试举一例：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宋欧阳修、宋祁撰。曾公亮表进其书，谓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语似夸诩。陈振孙又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以今考之，皆不明史法也。夫后人重修前史，使不省其文，则累幅难尽；使不增其事，又何取乎重修。故事增文省，自班固至李延寿莫不皆然，不得以此为夸诩，亦不得转以此为诋諆。《新书》之失，在增所不当增，省所不当省尔。夫《唐大诰》、《唐六典》，为一代典章所系，今纪传既尽去制诰之辞，而诸志又不能囊括《六典》之制度，徒刺取卮言小说以为新奇，于史例奚当乎！芟除字句，或至失其本事，不独文意之蹇踬也。然自吴缜为《新书纠谬》，学者师其馀论，吹毛索疵，莫不以《新书》为诟厉，甚至引幽怪之书、无稽之说，证《新书》为失实，是岂足以服修、祁之心哉！平情论之：《新书》删定旧史，废传六十一篇，如薛伾、李祐等之事宜附见，韦元甫、李若祁等之行事不著，玄奘、神秀之事多属荒渺，此删并之善也。新添传三百一十篇。《后妃传》增载郭贤妃、王贤妃，创业功臣传增载史大奈，韩门弟子增载皇甫湜、贾岛，《忠义传》增载雷万春、南霁云，《循吏传》增载韦丹、何易于，《儒学传》增载张齐贤、啖助，《文艺传》增载吕向、张旭，《方技传》增载邢和璞、罗思远，《列女传》增载高愍女、杨烈妇，此搜罗遗佚而有裨于旧史者也。且旧史于咸通以后，纪传疏略，《新书》则于韩偓之纳忠，高仁厚之平贼，与夫雷满、赵匡凝、杨行密、李罕之之僭割，具书于传，一代兴废之迹备焉，岂得谓其无补于旧史哉！即其删存旧史诸传，如姚崇则略载其初见十事，韩愈则补载其出使王庭凑，皆合史裁，非漫然损益也。《宰相世系表》虽多附会华胄，难尽征信，要足备唐人之谱学。《艺文志》略存撰人出处，较《旧史·经籍志》为稍优。综其大略，删烦补阙，亦所谓后起者易为功耳。使修、祁修史时，能溯累代史官相传之法，讨论其是非，决择其轻重，载事务实而不轻褒贬，立言扶质而不尚挦扯，何至为后世讥议，谓史法之败坏自《新书》始哉！今新旧《唐书》并列学官，集长去短，各有取裁，学者亦无庸过分轩轾矣。（邵晋涵《南江文钞》卷一二）

臣等谨案《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宋欧阳修、宋祁等奉敕撰。其监修者则曾公亮，故书首进表以公亮为首。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旧例修书止著官高一人名衔。欧公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于此书用力久，何可没也？’遂于纪、传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逊。”故书中列传题祁名，本纪、志、表题修名。然考《隋书》诸志已有此例，实不始于修与祁。又《宋史·吕夏卿传》称《宰相世系表》夏卿所撰，而书中亦题修名，则仍以官高者为主，特诸史多用一人，此用二人为异耳。是书本以补正刘昫之舛漏，自称“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刘安世《元城语录》则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即其说而推之。史官记录，具载《旧书》，今必欲广所未备，势必搜及小说，而至于猥杂；唐代词章，体皆详赡，今必欲减其文句，势必变为涩体，而至于诘屈。安世之言，所谓中其病源者也。若夫《史》、《汉》本纪，多载诏令，古文简质，至多不过数行耳。唐代王言，率崇缛丽，骈四俪六，累牍连篇，宋敏求所辑《唐大诏令》，多至一百三十卷，使尽登本纪，天下有是史体乎？祁一例刊除，事非得已，过相訾议，未见其然。至于吕夏卿私撰《兵志》，见晁氏《读书志》；宋祁别撰纪、志，见王得臣《麈史》，则同局且私心不满。书甫颁行，吴缜《纠谬》即踵之而出，其所攻驳，亦未尝不切中其失。然一代史书，网罗浩博，门分类别，端绪纷拏，出一手则精力难周，出众手则体裁互异。爰从三史，以逮八书，牴牾参差，均所不免，不独此书为然。吕、宋之书，未知优劣，吴缜所纠，存备考证则可，因是以病《新书》，则一隅之见矣。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新唐书》书前提要）

书前提要除保留部分关于“事增文省”的讨论外，几乎完全重写，可见当时从分纂拟稿到总纂写定，并非简单走过场，而是曾反复斟酌审定，数易其稿，甚至全部推倒，重起炉灶另写。具体分析两篇提要稿，其中关于“事增文省”的讨论是重点。分纂稿认为凡“重修前史，使不省其文，则累幅难尽；使不增其事，又何取乎重修”，自古皆然，不能据以夸诩或诋

 《新唐书》，但又指出《新唐书》的过失“在增所不当增，省所不当省”。显然前者貌似公允，其实很宽泛，不完全切合《新唐书》的实际。后者则显然失于偏颇，贬抑稍过，所举删制诰而取小说的例证，也有失公允。书前提要则指出以“事增文省”为《新唐书》之失的说法源自北宋末的刘安世，肯定其说的有见，并进一步分析其原因，即指出欲广唐史官记载之未备，势必搜及小说，不免叙事“猥杂”；为减省唐代制诰文章的篇幅而重新改写，使详赡的骈文变为诘屈的涩体。这样分析，将刘安世的评价落到实处，见解也公允稳当。同时，又指出唐代诏令均篇幅宏大，《唐大诏令集》多达一百多卷，不可能全部录入史书，史家必须要有所删写，不能因此而非议宋祁（应为欧阳修）。分纂稿具体讨论《新唐书》增删《旧唐书》的篇目及其价值，邵晋涵显然曾参考参与《新唐书》编纂的吕夏卿著《唐书直笔》，除囿于当时局限而认为“玄奘、神秀之事多属荒渺”外，其他评述都很精当。但在定稿时，总纂官将其全部删除。推测原因，大约一是提要尽量避免一般性的介绍，二是这部分过于具体，就全书总体评价来说稍显琐碎。此外，书前提要增加了欧阳修和宋祁两人署名的讨论，增加了同局诸人私修史书和吴缜《新唐书纠谬》的评述。最后一段，尤足体现提要温厚中肯的学术批评立场，既肯定吴缜的成绩，又指出成于一手的私撰史书和成于众手的官修史书，各有长短，吴书可以存备考证，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新唐书》的成就。

在《四库全书》编完时，馆臣将各书书前提要稍作改动，再加上各部类存目书的提要，汇编为《四库全书总目》，置于全套丛书之首。在七阁图书陆续分写过程中，馆臣发现提要的欠缺或未妥处，又陆续有所修改。现在可以见到文溯阁本书前提要，与文渊阁本即有很大不同。以后将《四库全书总目》单独印行时，又有一些改动。在此也举一例：

臣等谨案《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宋司马光撰。光编集《通鉴》时，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因参考异同，别为此书，以正其谬误，而归之于一。盖前代纪事之书，传闻异词，稗官固喜造虚言，本史亦不皆实录。光所采书自正史外，相传凡二百二十二家，如司马康所述有司马彪、荀悦、袁宏、崔鸿、萧方等、李延寿及《太清记》、《唐历》之类，洪迈所摘有《河洛记》、《魏郑公谏录》、《李司空论事》、《张中丞传》、《凉公平蔡录》、《邺侯家传》、《两朝献替记》、《后史补》、《金銮密记》、《彭门纪乱》、《平剡录》、《广陵妖乱志》之类，其它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无不旁搜博引，抉摘幽隐，择可信者而从之，有旧史所不详者亦必参互考证，而明其所以阙疑之故。既著其文于《通鉴》，又本弃取之意，辨论而折中之，使读者晓然于纪载之得失是非，而不复有所歧惑。千古史法之精密，实未有过于是者。其后李焘《续长编》、李心传《系年要录》尚知其义，故所纪特为审核，至陈桱、薛应旂辈欲追续光书，而不能网罗极备，仅据本史编排，寻条失枝，贻讥弇陋，则亦考异之法不明有以致之矣。其中或有过信小说，为后人所议，及如唐关播平章事拜罢专引《旧唐书》，而不及《新唐书》纪传年表以证其误，亦不免小小渗漏。然卷帙太繁，所谓牴牾不敢保者，光固已自言之，要不足为其累也。《考异》原与《通鉴》并行，胡三省作《音注》，始以散入各文之下，故今《通鉴》本俱附入书内，而亦颇有漏略。此乃明初所刊单本，犹光原书卷第，故录之以存其旧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资治通鉴考异》书前提要）

《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司马光撰。此书于元丰七年随《通鉴》同奏上。高似孙《纬略》载光编集《通鉴》，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文献通考》载司马康所述，有司马彪、荀悦、袁宏、崔鸿、萧方等、李延寿及《太清记》、《唐历》之类，洪迈《容斋随笔》所摘有《河洛记》、《魏郑公谏录》、《李司空论事》、《张中丞传》、《凉公平蔡录》、《邺侯家传》、《两朝献替记》、《后史补》、《金銮密记》、《彭门纪乱》、《平剡录》、《广陵妖乱志》之类，不过偶举其数端，不止是也。其间传闻异词，稗官既喜造虚言，正史亦不皆实录。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辨正谬误，以祛将来之惑。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中以归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其后李焘《续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沿其义，虽散附各条之下，为例小殊，而考订得失则一也。至陈桱、王宗沐、薛应旂等欲追续光书，而不能网罗旧籍，仅据本史编排，参以他书，往往互相牴牾，不能遽定其是非，则考异之法不讲，致留遗议于本书，滋疑窦于后来者矣。其中如唐关播平章事拜罢专引《旧唐书》，而不及《新唐书》纪传年表以证其误者，小小渗漏，亦所不免。然卷帙既繁，所谓牴牾不敢保者，光固已自言之，要不足为全体累也。其书原与《通鉴》别行，胡三省作《音注》，始散入各文之下，然亦颇有漏略。此乃明初所刊单本，犹光原书卷第，故录之以存其旧焉。（浙本《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

两相比读，不难发现两种提要的叙述除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和前后语序的调整，浙本《总目》较重大的改动有四处。一是补出了司马光一事用三四出处和司马康所举引书的文献来源。二是将称赞司马光考异之法的评价，从“千古史法之精密，实未有过于是者”这样宽泛而稍显夸张的表彰，改为“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中以归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一段，指出裴注《三国志》已经采用考异之法，司马光是延续其善而非首创，但裴是注他人之书，司马光则为自述修史时文献的去取缘故，此点上为创例。这样评价，就客观公允得多了。三是关于司马光考异方法的叙述，文渊阁本书前提要在开始和中间都有述及，浙本《总目》删去开始的部分，归到一处，表达更为清晰准确。如将“辨论而折中之，使读者晓然于纪载之得失是非，而不复有所歧惑”改为“辨正谬误，以祛将来之惑”，就是很好的改例。四是接续《通鉴》的几部明代著作的评价，增加了王宗沐，删去了“寻条失枝，贻讥弇陋”两句空泛而刻薄的批评，具体说明其方法之欠缺，也较前为胜。

可以说，四库提要在学术史上得到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是与其汇集众人智慧，反复斟酌修改分不开的。